文革中最激进洋造反派：改革开放后污邓小平背弃革命

不断提醒自己，要“比红更红”

“身为美国人，我觉得有责任不让美国人成为中国革命中的污点”。李敦白为了避免再犯错误，只有“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

李敦白自述，他19岁加入美国共产党时，只是想争取“黑白平权，男女平等，劳工权益，学术自由”。他和他的美共同志们并非真正要在美国搞革命，虽然都崇拜斯大林，也学联共（布）党史，却无意把美国建成像苏联那样的国家。这也许意味着各国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情形。

抗战胜利之际，中共之所以对这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特别热情和感兴趣，在李敦白看来，是中共当时非常希望借助一位母语为英语的人加强其对美宣传。聂荣臻曾告诉他，等中共获胜后，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国贷款来进行战后重建。他从李先念那里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中共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希望与美国建立正常友好的关系，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亦有意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愿意与苏联、美国及欧洲各国同时交往，而无意仅仅依靠苏联。

此亦可见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是国内外局势演变的结果，并非中共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红书41、我书195）

李敦白忆述中还提到这样的细节：当时美军在延安设有联络处，担任华盛顿与延安之间的联络任务。每逢周五晚，美军联络处即与中共高层分享美国电影。李敦白注意到，中国人非常喜欢那些美国电影，即使是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以及边区的军事将领王维舟、王世泰等，只要有空便来看电影。“他们对银幕上的美国充满了好奇和羡慕，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富庶的国家，与官方论调完全相反；而对苏联，这个理应看齐的对象，倒似乎没什么兴趣。”（红书51）在后来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李敦白进一步体察到毛对美国非常有兴趣。毛不仅愿意跟李敦白谈美国的情况，甚至喜欢翻阅美国的流行杂志，看看里面的照片。（我书290－291）在当冷战的气氛越来越浓，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李敦白仍感到中共官方虽然猛批“美帝国主义”，而美国人在中国还是相当受欢迎。李敦白记起上大学时，美共书记和他聊天时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美国或英国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到印度、中国去，印度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永远不会相信他，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时间太长，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来的人，他们都不会相信。李敦白晚年回忆时，认为自己的经历已证明这不是事实。然而，他两次冤狱的罪名均是“美国间谍”、“美国特务”，又似乎证明美共书记的话不无道理。

李敦白晚年也承认，若不是美国人，他在反右至“文革”初期的政治运动中也许不会那么“左”，那么激进。因为他是美籍中共党员，为了获得中共党组织的信任和好感，不断提醒自己，要“比红更红”。“身为美国人，我觉得有责任不让美国人成为中国革命中的污点”。尤其是坐过六年监狱出来后，“我害怕再犯错误”，“我做的每件事都带有着强烈的动机，就是证明自己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我私底下盘算，如果我能‘红’得彻底，就能避免在将来再次遭到怀疑和攻击。”“我害怕组织对我的猜忌永远不会终止。”“我也想要归属感，我想被接受的欲望并未因监禁一事而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红书122）为了避免再犯错误，只有“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我书93－94）

这样的心态，甚至表现在他择偶时的考量。第一次入狱前，他曾和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魏琳结婚，等他出狱时，魏琳早已改嫁。当他准备再婚时，更多从政治上考虑，所选择的对象玉琳虽不漂亮，但“是一个优秀坚定的党员，其无产阶级背景更无可挑剔”，“我可以信任她，帮我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我需要这样的伴侣让我远离麻烦。”（红书128）当然，重出身和政治面貌的择偶观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