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建国初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必要且成功的

5、积极推动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社会改革改造运动

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继续坚持团结知识分子的同时，在知识分子中间逐渐采取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让知识分子参加各种改革运动。这种实际的政治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北师大校长陈垣参加了西南土地改革运动后，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的一些学术思路。他在四川巴县参加了斗争地主的大会，并做了革命性较强的发言。他实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发现与斗争大会上所听到的地主剥削的残酷事实不符，由此想到自己过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记载劳动人民被压迫的情况，对以往“闭门治学”所依据的考证材料产生了怀疑，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级观点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批判。著名文学家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美学家朱光潜的《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等文章，都介绍了自己在参观、学习中得到的收获。这些文章均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上述事实说明，思想改造符合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也就是说，采取这一方针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策略，是从当时经济建设的客观实际出发，同时也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实际需要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本是融洽与和谐的。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从未有过的政治积极性，投入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当年38岁，几十年后，在1993年写的回忆《我与中国20世纪》中回顾：“随时准备深挖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写了《我这一年》总结说：“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

三、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

通过两年左右的政治学习以及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实践教育，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状态正在积极调整，以适应新中国、新社会的要求。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这种变化和调整还不够，强度太小、目标要求也不高，世界观、价值观等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使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开始发生转向，进入了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的阶段。

这次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方面，实际情况说明，大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还不太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辨别是非的思想武器，而许多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学会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但仍不会应用，不会去具体地分析历史和现实，以至思想文化界呈现出某种混乱现象，有必要进一步学习并展开思想交锋，提高政治认识和理论水平。另一方面，经过两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政策的贯彻，知识分子本身也具备了接受全面的思想改造的思想觉悟。他们目睹新中国成立两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开始信服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初步解决了跟谁走以及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从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高等院校开始的。其中一个动因是想借此推进高校的改革。旧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存在缺乏全局规划、力量分散、脱离实际等缺点。为改革破除阻力而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也有其历史合理性。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与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致信周恩来，响应政府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在北大教员中进行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并敦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10位中央领导同志为教师。9月11日，毛泽东看到此信后，认为这种学习方法很好，亲自在来信上批示，同意派几位同志前去演讲。

9月24日，周恩来主持研究了这次学习的内容和目的。29日，他在京津两地高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就知识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并号召教师们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周恩来在讲话中，还将毛泽东在过去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思想加以进一步强调和具体化，并用来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指导当时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表明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是一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