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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谷牧签字接受日本贷款 老母亲指着电视骂“汉奸”


来源:博客天下

1979年,日本提供首批500亿日圆低息贷款给中国,这是中国接受的第一批国外贷款,签字者是谷牧。虽然老母亲在家拄着拐杖指着电视骂“汉奸汉奸”,但这位副总理意识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要竭力缩小这个差距。

任仲夷在1980年接棒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到广东后,任仲夷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就是“缓改革”的阻力。

1981年,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一位领导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仲任夷觉得过于保守,认为改革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问题,所以不能“缓改革”。

他做的第一件事则是给个体经济正名。当时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2名,否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当时正在做研究生论文的经济学家郑炎潮提出一个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即个体经济蓬勃发展不可阻挡,只能扶持不能压制,得给它正名,就叫“私营经济”。任仲夷得到了理论支持,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中国第一家国际酒店白天鹅宾馆试营业;第一批“香港游”亦在1983年出发。

但与此同时,危机也在酝酿。

1982年,广东出现了大量走私现象,甚至不少官员卷入其中。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广东干部的违反党纪案件进行了查处。他批评,广东和福建的高层官员查处不力。

1982年1月,陈云提出了一份严厉打击走私活动的报告,由中纪委下发。受到压力的邓小平批了8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各种流言弥漫,将特区比作清朝时上海租界的人大有人在。

2月中旬,任仲夷和省长刘田夫奉召进京。在中纪委会议上,二人被要求对未能阻止走私和腐败做出解释。甚至有人表示,这关系到意识形态问题。

在胡耀邦支持下,任仲夷顶住了压力。回到广东后,他并未向省委传达北京的情况,强调要坚定地改革开放。他说,“省委第一书记要承担责任,我的下级就不必了。”

但危机并未结束。

中央随后要求他们二次进京,交代问题。胡耀邦要求任仲夷写一份新的检讨,胡摊开双手:“连我都写了。”任仲夷于是写了一份自我批评力度更大的检讨。

之后,中纪委又专门派了一队人马核实调查。直到中纪委出具报告证明,广东高层在打击走私方面颇为努力之后,这场危机才真正告一段落。

1985年,71岁的任仲夷荣退,“安全着陆”。

与他形成对比的是主政福建的项南,在福建推行了大量改革措施、为福建打开局面后,却因“晋江假药案”黯然去职。

项南做事不落俗套。他从科威特的一个发展基金那里借到2200万美元来修建机场,命名为“厦门国际机场”;为了解决通讯问题,他从日本富士通引进了程控交换电话机;他支持日本和福建合资建立了“福日”电视机厂,这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

项南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即使在1982年打击走私活动中,亦坚持乡镇企业发展与打击走私并不矛盾。

在项南大刀阔斧之下,福建经济发生了质的飞跃。项南主政之初,福建GDP位列全国第23位;在项南去职的1986年,福建位列第三。

这位务实、能干的省部级高官,离开时除了一些书外,就是福建的一些小盆栽。

但后人并未遗忘他所做的一切。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曾在项南诞辰90周年的2008年写词褒扬他,“骇浪惊涛,从容渡,常存锐气”。

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件易事。

“‘改革’是习近平这一代领导集体的主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特别是习近平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现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改革先驱们一心为公、敢字当头、勇于担当、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品格。”张振明说。

[责任编辑:唐智诚]

标签:文革 1970年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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