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战为何能深得民心：铁腕反腐1年查处150名干部

四、毫不留情地严厉惩罚贪腐分子，做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1940年年初，中共中央在检查各抗日民主地区党的工作中发现，一些同志只会“动员”群众完成这样那样的任务，而对群众情绪和群众生活漠不关心，这种倾向加上革命队伍内外的其它不良影响,使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变成了“官僚机关”,某些党员变成了站在群众头上的“党老爷”。针对这种危险的现象，张闻天在1940年6月发表于《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更多地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一文中指出：“每一件违反群众利益的举动,都必须给以最大的警觉与注意。对于那些鱼肉民众、压迫民众、欺侮民众的官僚、老爷们,必须给以严厉的革命纪律的制裁。”［22］他进而指出：“党必须不断推举那些真正为群众所信任、所爱戴、在群众中有威信的新的领袖,来代替那些贪污腐化分子与老官僚主义者，为群众办事，为群众工作。”［23］1940年8月20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董必武在《更好地领导政府工作》讲话中说：“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24］尽管当时在党内和抗日民主政权中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行为仅属个别，但中国共产党确实做到了令出法随，严惩不贷。 

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十种行为均为贪污。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对贪污腐化分子，除治贪污罪外，在行政上还要给以相应的惩治。在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中规定，对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假公济私、包庇蒙蔽者，予以各类惩戒。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些法规、条例，开展了反对腐化堕落分子和贪官污吏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规章制度和法规，虽然还不十分完善，但对它的执行却是认真的，这对于防止贪污浪费，打击犯罪行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艰苦的敌后环境中，广大人民群众对贪污行为深恶痛绝。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对贪污腐败分子毫不留情，决不手软。当时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原则是，对于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执行纪律比一般群众更严。如从小参加红军、在战斗中屡建战功、曾经担任过旅长职务、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1937年10月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打死刘茜。案发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大肆渲染“发生在延安的桃色事件”，引起不良影响。如何处理这件事，关系甚大。有些人提出，在国难当头，急需用人之际，可让他戴罪杀敌。黄克功是毛泽东的老部下，为免求一死，他写信给毛泽东求情。结果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公审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写给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毛泽东在信中深刻指出：“黄克功过去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25］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边区政府和执法机关坚持“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的说情不理”，提高了政府和执法机关的威信,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查出乡级贪腐干部150名，区级以上的贪腐干部27名。1941年上半年又查处了36件。正是由于延安各级党政机关和司法部门对腐败分子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使人民大众充分感受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保证了廉政建设的健康发展。实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权力是一种有效的制约，而对权利的约束又是保持政府廉洁，防止政权腐败的重要途径。以民主代替专制，以法治代替人治，这是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重要经验。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落实好各项反腐倡廉措施、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坚定地做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才造就了当时延安的朝气蓬勃、廉洁奉公的新局面。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26］而在各个抗日革命根据地，情况也与陕甘宁边区相类似。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是保持共产党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反腐倡廉，防微杜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经过几年的反贪污斗争，边区贪污案件明显下降。如陕甘宁边区，1940年查处贪污案644件，1941年上半年下降为153件；太行区，1943年查处贪污案606件，1945年下降为238件。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作过这样的对比概括：“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