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战为何能深得民心：铁腕反腐1年查处150名干部

核心提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查出乡级贪腐干部150名，区级以上的贪腐干部27名。1941年上半年又查处了36件。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11年20期，作者：曹子洋，原题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探析》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形成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坚持不懈地开展深入细致的反腐倡廉教育，施行扎实有效的廉政举措；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形成廉洁的风尚；毫不留情地严厉惩罚贪腐分子，做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关键词］ 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

反腐倡廉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严惩贪腐的坚强决心、勤俭廉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和信赖。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高度重视且成就斐然，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形成鲜明对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来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不懈地开展深入细致的反腐倡廉教育，施行扎实有效的廉政举措

在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下，为始终保持革命队伍内部旺盛的斗志和廉洁的作风，抵制国民党的拉拢腐蚀和酒色利诱，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教育，及时向全党敲响警钟，指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危险。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1］文章进一步对共产党员的标准提出了明确要求：“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2］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要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3］，给全党敲响了警钟。1938年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针对国内存在的包括政权腐朽在内的各种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困难环境，要求共产党员“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4］，在抗日民族战争的各个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5］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行为规范。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中强调，为保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性，共产党员必须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同时改造自己，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修养以及艰苦奋斗的作风修养中，肃清“自己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残余以至某些不适合于共产主义利益的最微弱的萌芽”［6］。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停止发展党员的工作，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各根据地先后开展了整党工作。 

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告诫全党：“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7］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谆谆教导共产党员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打扫和洗涤沾染我们的灰尘，“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8］。 

在抗战时期进行的反腐倡廉教育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宣传了白求恩、张思德两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型。1942年至1945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在这次整风中，深入进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提高公务人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对于廉政建设具有直接的意义。 

中共中央还十分重视历史经验，用以警策共产党人。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对于这部著作，毛泽东极为重视。1944年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9］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又致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10］对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觉，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保持公正廉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