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议》：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分开

■《历史决议》在指导党史研究和编写方面，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主持人：《历史决议》在指导党史研究和编写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理解以决议的精神为指导来认识党史？

石仲泉：《历史决议》是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的根本指导思想，对研究这段历史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但是，历史在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会有新的理解，或根据新的材料以新的角度作新的解读。事实上，我们现在对《历史决议》的认识不仅在内涵上比1981年那时的认识丰富多了，而且不少新的观点丰富了它。特别是党的领导人和党的重要文献对相关党史的论述，推进和丰富了《历史决议》的一些论断。这就有一个如何根据《历史决议》的科学历史观，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历史决议》与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文献相关论述相统一的问题。

林蕴晖：关于党史研究和编写方面以《历史决议》为指导，现实中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一切都必须以《历史决议》的论断为准；另一种是在以《历史决议》为指导的同时，要根据党的十二大以来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理论，对历史问题作出的新的判断，与时俱进地进行研究和作出新的表述，也就是胡绳先生说的，“要站在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高度来回顾建国后党的历史”。前者的事例如：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分期。龚育之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应分为“前三后四”两个时期。但是，有的人却以“前三后四”的分法，与《历史决议》不符，强调只有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这个提法，才符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近年出版的可称为权威的著作，也有突破《历史决议》的框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和事件作出新的论断和评说。再如：关于高岗、饶漱石事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主要讲高岗“分裂党”，没有再提“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话。

■近年来有些学术观点突破了《历史决议》，对此该怎么看

主持人：近年来，有些学术研究观点已经突破了《历史决议》的某些观点、某些论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违背了《历史决议》精神？

沈宝祥：的确，《历史决议》的某些方面、某些论断，确实已经被突破了。

比如，对华国锋的评价。《历史决议》说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粉碎“四人帮”以后，“做了有益的工作”，这是对他肯定评价的下限。还说他“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人民日报》今年2月19日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文章和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说法。这些论著说，华国锋“领导粉碎‘四人帮’”，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常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再也不说他“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了。对华国锋领导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成绩，也作了较充分的肯定。

再如，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历史，《历史决议》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三段。邓小平在1988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这里，邓小平说的“当中那些年”，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当中那些年”，邓小平说得很干脆，就是“情况不大好”，在分寸掌握上，明显有别于《历史决议》。

石仲泉：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意义和地位的认识，《历史决议》评价它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没有把它作为新时期的起点；而后来党的文献称它“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即“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起草《历史决议》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间很近，对它的认识不可能有后来这么深刻。因此，我们也应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决议》。

■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往后退

主持人：记得10年前龚育之同志在答《人民日报》记者问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往后退。那么，当前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石仲泉：当时龚育之同志就这个问题谈了两种情况。他说：“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淡化甚至否定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作出的结论，从这样的结论后退。我认为，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那些实践和理论上的错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和十年浩劫给人民、给国家、给党带来的那么大那么深的灾难，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中的错误给人民、给国家、给党带来的那么多的伤害，不能采取回避、淡化掉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记取它。不这样，怎么可能避免这样的伤害和灾难的重演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另一个方向的后退，即淡化和否定历史决议对中国社会主义成就的肯定，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肯定，似乎建国以来什么成就也没有，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而取得的基本成就，不能采取无视它、否定它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尊重它，这也是尊重人民、尊重历史。否定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必然导致否定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全部历史。”我完全赞同龚育之同志讲的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往后退的两种情况。尽管10年过去了，这两种情况仍然存在。去年，我讲过党史研究方面存在的五种倾向，也包含了这两种情况。首先是党史的虚无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对党的历史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讲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只讲错误一方面。这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另一种倾向，就是龚育之同志讲的那种淡化甚至否定《历史决议》对“文革”及其以前的错误作出的结论，要从这样的结论后退。近年来，有的人鼓吹为“文革”翻案和为“四人帮”平反，完全否定《历史决议》对“文革”的结论。另外，在党史研究领域还存在一种狭隘功利主义思想。

■纪念《历史决议》，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弘扬实事求是的科学历史观

主持人：那么，《历史决议》蕴涵着怎样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石仲泉：《历史决议》是我党坚持科学历史观的一个范例。回首30年，《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重大政治判断和重大历史结论都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好决议。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这个科学历史观不是别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党的历史、评价历史事件和臧否历史人物。说得更直白一点，科学历史观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历史决议》的活的灵魂。我们今天纪念《历史决议》，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弘扬这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历史观。（主持人：李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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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叶剑英、李先念谈《历史决议》

国际上很关心这个问题（指对“文化大革命”和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问题），我们的人民更关心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势必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确有一部分人想全面否定毛主席，也确有一些人想全面肯定毛主席，恐怕国际、国内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要真正实事求是，不能把好的说成坏的，也不能把坏的说成好的。

——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九次访华团时谈话，见《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261页。

这个决议，回顾了党的六十年战斗历程，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党的基本经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了这些事件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以及这些事件所以产生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议的。

——《叶剑英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9页。

总结党的六十年历史，特别是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是个很大的事情。这段历史经过了许多曲折，胜利过也失败过，在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同时也犯过错误。这些问题只在中国共产党内讨论还不够。

——《李先念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