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迫害农民现状：无人关心 大多妻离子散

核心提示：问：14个农民现在的生活状况怎样？徐星：大部分都是妻离子散。我采访到的大部分人的婚姻都被破坏掉了。

著名油画资料图

本文摘自北青网，作者：佚名，原题为：《40多年鲜有人关注被迫害农民群体》

文革贯穿了我的整个青春期

问：此前您拍过《我的文革编年史》纪录片，现在又拍了纪录片《罪行摘要》，讲述文革期间14个“现行反革命”农民因言获罪的故事，为什么会持续关注文革这段时期？

徐星：文革是我整个青春期的完成。我是1956年出生，1966年文革开始，1976年还没有真正的完，真正结束是在八十年代上旬，我的青春期在这十多年间完成，同时也是我世界观形成的时候，自己解决了自己的怀疑，自己的不确定等等，是一个很重要的十多年。

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你的生活里有一个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运动，一定也会很刺激你，你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表达，这是很正常的行为。

问：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文革，您会用哪个词？

徐星：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会用残暴这个词，比如说暴力的打人、抄家、批斗会。

这是历史态度问题，今天还有好多人在美化文革，我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时只要出门去找，大街小巷，准能找到打人的，准能听到皮带抽到人身上那个特殊的声音，你看到那些很血淋淋的事儿，终生难忘。

拍文革题材纪录片是我的命运

问：1985年，您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这部小说被称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作品之一。这次为什么没选择写小说而是开始拍纪录片呢？

徐星：首先我觉得从严格意义上说，我拍的是作家电影，对我来说这是文学的一个新载体。

现在拍摄的手段很发达，变得越来越容易，作为一个写故事的人，可以尝试用一个新的手段来让文学创作更丰满，更多样性。

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老，既然有一个新手段，干吗不尝试一下，我写东西很慢，我的小说也非常有限，朋友说，穷成这样还不随便写点就发，但我做不到，瞎写有瞎写的才能，我的确没有这个才能。

写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的事儿，需要想、需要沉淀、需要时间，但视频手段很快，很直接，介入感很强，人跟世界、生活的这种对话，这种交流，这些都很吸引我。

写小说是我一辈子的事情，我迟早还会写，以后跑不动了，身体没这么好，精力没有这么旺盛，我可以看我当年用视频记录下来的东西，一样能找到写小说的感觉，权衡的结果就是我可以暂时放下笔，拿起摄像机。

问：您是怎么定义这部纪录片的，或者说，拍这部纪录片有什么意义？

徐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做的事应该是国家做的。

我觉得历史是不能被就这么大而化之的一笔带过，历史不是概念，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由每个个人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的感觉，他们的认知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