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刘备喜欢狗马音乐漂亮衣服 喜怒不形于色

《通鉴》在写刘备出场时引用了赵云的话，其中有“仁政”二字。这两个字的评价出现在这里，体现了《资治通鉴》作者的匠心独具。

如果我们把刘备和曹操的特性加以比较，一为“仁德”，一为“智诈”，二人差别十分明显。《通鉴》“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相友善”一句，《三国志》的《先主传》没有提及，卷《张飞传》说他，年轻时和关羽一起追随刘备。看来，司马光是把这句讲张飞的话改写后用于刘备了。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性，司马光的时代还能看到一些较早的材料，不过我们今天看不到了，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张飞传》还说：关羽年长几岁，张飞把他当哥哥侍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关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故事传说的由来啦。大家很容易拿小说的故事来评估历史，这本身也说明了《三国演义》是民间最成功的历史书写。

从《通鉴》看，已经特别看重刘关张的关系。“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备周旋，不避艰险”。水乳交融相当亲密。附带说一句，在《三国志·先主传》中也有关于别人评价刘备的记载，这些人关注刘备把他看做不平凡的人物：刘备十五岁的时候，他母亲让他外出求学，，与同宗族的刘德然、辽西的公孙瓒一起师从名儒九江太守卢植。刘德然的父亲刘元起常常资助小刘备，其资助力度于自己的儿子刘德然竟然是一样的。刘元起的太太看不过去：“虽然都姓刘，毕竟各自一家，哪能老是这样帮人家的孩子啊!”刘元起说：“我们宗族里面能有这样的孩子，这可不是普通的孩子啊！”中山商人张世平、苏双都是大款，从事马匹交易，往来经过涿郡，见到刘备，看出他不是一般人，也拿出黄金财物资助刘备。在刘元起、张世平、苏双这些人眼里，刘备是一位值得大力培养资助扶持的杰出青年，这是政治上的希望工程。他们的看法，应该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未必都是史家阿谀奉承之词。

但是，也应该注意，《三国志·先主传》提到的刘元起、张世平、苏双诸人的身份、地位、见识、知名度、话语权等等实在是无法与桥玄、许邵等夸奖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舆论界精英相提并论的，何况他们评论刘备和曹操的分量也有明显差别。

《通鉴》在刘备出场之时不取人们的赞誉之词，应该是经过思考后的适当处理。因为，很明显，写上这种档次的评语赞扬对于刘备并不会添加多少光彩。对刘备的评价，《世说新语·识鉴》有一条，很有意思，但不大为人所重视，介绍给大家：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如果让他在中原，只能是个动乱因素，不会成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倒是有机会割据一方的话，能够成点气候。以之与“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相比，刘备的气概就不如曹操了。所以，这一条材料很少有人注意，更少被人引用。在情感上多少有些倾向于刘备的《资治通鉴》等书自然不会随便转述了。

讲到《资治通鉴》对于刘备的描写，还想再次提出《三国演义》的刘备出场来对照着谈一下。《三国志》是写得相当不错的正史，《资治通鉴》是出色的编年体史书，而《三国演义》虽然只是小说，却是中国最成功的历史书写。

《三国演义》刘备出场则是这样的：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重重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因见玄德家贫，常资给之。年十五岁，母使游学，尝师事郑玄、卢植，与公孙瓒等为友。

小时候就把桑树当车盖的故事，是根据《三国志·先主传》改写的，两书目的相同，都是突出刘备的不同凡响。师事卢植以外，小说特地加上儒学大师郑玄，大概也是为了渲染刘备的相当不同凡响吧。这等细节，当是文人所为。概括的介绍，倒是没有。

真正对于刘备的刻画，还是从接下来的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的。这是小说与前两部史书的最大不同。《三国志》比较平实，因为作者对于刘备及其蜀汉政权怀有很深厚的感情，记事及史论比较客观；《资治通鉴》虽然纪年以曹魏为正统，但对于刘备方面则给予较好评价；《三国演义》则保留有较多的民间色彩和江湖气息。刘关张的结拜是江湖人的典范。刘备的故事则是经典的大哥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