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他的一切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他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卓琳就是这样一位默默站在他身后，不断给予他力量和扶持的伟大女性。

绵绵不绝的怀念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交叉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在双龙树干旁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忌日，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家属随军奔前线

1939年初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一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没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时，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

那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名绅千金”积极投身革命事业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原名浦琼英，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当时才四五岁的卓琳就由母亲带着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从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低下、与男人不平等，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就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

上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深受感染。

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没开成，云南队只好撤返。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没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卓琳乔装成百姓，躲过了日本鬼子的视线，逃出了北平。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去延安投奔八路军。几经折腾，她终于到达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为卓琳。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生，到迈入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战的枪林弹雨中。她的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的，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成长。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携手克服种种困难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线，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卓琳的活儿则是折线圈。那时工资全部停发，生活很拮据。邓小平夫妇的生活水平明显降低了。邓小平爱喝酒，他们就自己酿米酒，还开垦了一块地。

这一段日子是卓琳终生难忘的。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享受着劳动收获带来的喜悦。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象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中心”、“核心”都忠心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北大物理系，可见母亲对子女影响之大。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实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卓琳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老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儿吃。卓琳没辙了，就单独多给他炒一个菜，但到了饭桌上也叫邓小平“给你点、给你点”给大家分了。最后，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儿备感天伦之乐的温馨。他们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子住在一起。在他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带着无尽思念安享晚年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与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邓小平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卓琳都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声音了。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于是，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这两个心愿，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遗愿。与邓小平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实现了这心中的梦想。每逢忌日，卓琳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这情这景，令人动容。

如今，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具体帮助。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领导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她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小平走了，但小平时代还在延续，“春天的故事”已延伸进21世纪。（□摘自《传记文学》2007年第2期余玮 石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