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幼女毛毛讲述:刚到江西来时的父母亲和奶奶。刚刚解除完全监禁的父亲显得苍老而瘦削

邓小平幼女毛毛讲述:1969年10月22日清晨，父母亲早早起来，与奶奶和邓林一起，上了一辆来接他们的吉普车，行李由另外的车拉。那一天，是一个阴天，天虽亮了，但仍感昏暗。阴霾之中的北京，天低低的，云厚厚的，空气中充满了深秋的寒意。

到了沙河机场，赶紧忙着往飞机上搬行李。飞机机组只让上了一部分行李，说是因为载重的问题。剩下的行李，主要是那几个大书箱子，不让上飞机，只好留下以后再说。

到了飞机舱口，父亲回首望了一下，似乎是想再看一眼北京。自从1966年被批判起至今三年，他寸步没有离开过中南海，这次赴机场的路上，又被拉得严严的窗帘挡住视线，什么也看不见。此时，他想看一看北京，看一看这个住了近二十年的古城。但在视线之内，除了一个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他回头即进了舱门。

上午九时零三分，在引擎发出的越来越大的轰鸣声中，飞机开始滑行，加速，并晃动着翅膀飞向天空，飞向那低垂而厚重的云层，渐远渐小，渐小渐远，终为云层所淹没。

飞机飞行了几个小时之后，缓缓降落在江西南昌向塘机场。一群接机的人早已在机场等候。父亲下机后，程惠远上前与他握手，自我介绍并微笑着说:“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

一声久违了的“同志”，一个久违了的微笑，开始了在江西的岁月。

一个三辆车的小车队—是小轿车，不是吉普车—行驶在江西的红土地上。父亲一行三人坐在中间的车上。车窗的窗帘没拉上，坐在车里可以往外看，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这又是一个久违了的感受。

一眼望去，江西那绵延不绝的红色的土地，是那样地熟悉和令人感到亲切。三十多年前，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父亲经历了苏维埃的战斗生活，经历了他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与沉浮，并踏着这片红色的土地，迈向了长征的道路。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真可谓风物依旧“人非昨”。

不久，车到南昌，到了省委第一招待所（当时又被称为滨江招待所）。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来见刚刚抵达的邓小平，谈话无非是让他们在江西好好劳动接受改造等等，算是“欢迎”，也算是例行公事。

当邓小平一家三人在招待所安顿之时，随同来赣的“邓专案组”两人，便忙了起来，任务是为邓一家找一个符合要求的住处和劳动的地方。到南昌的当日，他们便和江西的人一起看了几处地方，但均不满意。第二天，他们接连再看，还是没有满意的。第三天，省里的人带他们来到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看了原步校校长住的小楼，还有一个离步校二三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专案组”人员认为此处甚好。当晚，他们电话报告北京“二办”。“二办”表示同意并报中办。最后，获得中办认可。

也算是经过一番努力，完成任务后，“专案组”人员来到招待所，与邓小平进行了十多分钟的谈话。他们向邓通告了关于住处和劳动地点的安排情况，并问邓有什么要求，以便回京向中央反映。邓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这样一个回答，令“专案组”人员十分意外。这样明确的表态，实在不像一个“犯了错误”的被审查对象应作的答问。邓随即又对“专案组”人员说:“有一件事，就是我大女儿今年二十八了，为她个人的事我有点担心。”听了邓的回答，“邓专案组”组长说:“关于前一个问题，要看你自己了。会不会出来工作，那将由中央作出决定。至于后一个问题嘛，孩子是国家的，你要相信她自己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国家也会关心她的。”

这次谈话，是“邓小平专案组” 与他们审查的对象第一次面对面的“正式”谈话。“专案组”设立一年多了，他们连与邓小平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当面提审取证了。直到这次送邓小平来江西，他们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被“审查”的对象，而在完成任务临走之时，才得以与邓进行了“谈话”。这十分钟的谈话，是“邓专案组”与邓的第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这真是一个只有在“文革”这样一个不可以常理论之的时期才会产生的奇谈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