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清朝之亡 非亡于革命党而亡于摄政王

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1911），监国摄政王载沣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历来史学界对这位大清帝国最后的掌舵人的评价大致是“目光短浅，不学无术”，认为他既无慈禧操控朝政的能力，也没有端方等人的开明思想，只知道紧抱着权力不放，屡屡举措失当，加速了清朝的灭亡。甚至在他的兄弟、儿子也认为他性格懦弱，才疏识短，难当大任。【详细】

载涛如此判断自己的兄长载沣：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有人都说他是忠厚，实则忠厚只不过是无用之别名而已。他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时十分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但若是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是决难胜任。 【详细】

溥仪忆父：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杀袁

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我父亲行事优柔寡断，他想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把兵权抓过来。 【详细】

溥杰论父：老实人 没有安邦定国之计

溥杰记忆中的载沣一向板着面孔，极少露出笑脸，总是一副十分严肃的模样。他有他的生活哲学——讲究“中庸”和平衡。溥杰认为他祖父和父亲都是老实人，并没什么野心，也没有什么所谓开疆拓土的气度乃至安邦定国大计，只是具备独善其家的“无为”品德，对别人也形不成任何威胁。或许这正是父子俩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得以保身立命的原因。 【详细】

教课书中的载沣：导演“皇族内阁” 炮制“立宪骗局”

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不足三岁的溥仪继位。1909年为宣统元年。溥仪的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总揽国家大权。他继续进行立宪的欺骗。1911年，清政府在立宪派一再要求下，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在13个内阁成员中，皇族就占了7人，因此而被称世人为“皇族内阁”。“预备立宪”成为一种骗局。【详细】

百年回首看载沣：宽容恬淡，顺天应时，进退有道，很有大政治家风度

晚清的新政改革，开创中国历史先河。一个血腥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野蛮政权，居然主动地大力推行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积极地、冒险地扩大执政基础，并且在面对政敌时，表现出了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宽容。时年26岁的摄监国政王载沣甚至宽待了同样是26岁的刺客汪精卫，而后者本要取他的性命，这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言，我坚信是相当难得的自我控制。在古今中外的皇族亲贵中，能如同爱新觉罗家族这样最后能够平安地实现“软着陆”，在下台之后没有被赶尽杀绝的，绝对是异数。这当然得益于清末改革所造成的政治宽容气氛，正所谓“种瓜得瓜”。【详细】

这个世界，不应该仅仅只是“前人负责革命、后人负责纪念革命”那么简单。1911年10月10日发生所的“辛亥革命”，距今日已经是百年有奇。我们将与你一起去接近、还原、触摸“辛亥革命”，去寻找、追问并且反思近百年来中国与中国人的变与不变，以及将变。 【详细】

晚清时期，清政府所主导的改革，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个主要的阶段。清政府所主持的三次改革都是运用皇权和现行的官僚体制来推行现代化的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个的种革就被我们称之为开明专制化，其本质上是就用皇权的旧瓶盛改良的新酒。【详细】

从鸦片战争到清王朝倒塌这七十年时间中，我们可以看到，纵观晚清历史的时候，清政府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它在总是拒绝主动的变化。而当时机已经消失了，没有机会的时候，清政府才匆匆忙忙地被迫的变革，其结果就总是越来越被动。所以一个小小的“辛亥革命”既“武昌起义”就下清政府垮台，就证明它的基础已经是很脆弱了。一个导火线就足以使这么一个大王朝轰然倒塌。 【详细】

载沣的政治手腕：肃清皇室异己溥伟 罢黜朝廷权臣袁世凯

肃清皇室异己，罢黜朝廷权臣，理顺叔嫂关系，通过这一系列相当给力的举动，监国摄政王载沣基本上抓紧了清王朝的大权，树立了起个人权威，其政治手腕之高明可见一斑。他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扶植亲信，推行改革了。【详细】

载沣的执政策略：联合立宪派 打击极端保守派铁良和激进立宪派端方

监国摄政王载沣打击的对象既有袁世凯这样的汉族重臣，又有奕勖、端方、铁良这样的满州贵族；既有阻挠立宪的蒙古人陕甘总督升允，又有玩忽宪政的汉人毛庆藩。他依靠的对象既有载洵、载涛、良弼等少年亲贵，又有吴禄贞等大批汉族留日士官生。清末政争，不仅有汉族大臣参与，更有满州贵族充当主力，政争的任何一方，都有汉人参与支持。 【详细】

载沣的先军政治：军权收归中央 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

监国摄政王载沣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开始大刀阔斧地改组军事机构，以军咨处、陆军部、海军处等组织，将军权一步步从地方督抚手中集中到中央的陆军部，再由陆军部集中到以自己为核心的皇族亲贵手中。载涛在回忆录中说，载沣受德国军国主义影响极为深，重“因为他早年在德国目睹德皇族从幼年时起，就身受极严格军事训练，所以国势那样强盛，早就有心效法”。在德国的见闻，使载沣认识到：“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详细】

一个血腥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权，居然主动地大力推行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积极地、冒险地扩大执政基础，并且在面对政敌时，表现出了在中国历史极为罕见的政治宽容。26岁的摄政王载沣甚至宽待了26岁的刺客汪精卫，这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言，我坚信是相当难得的自我控制。古今中外的皇族，能如同爱新觉罗家族这样最后平安地实现“软着陆”，在下台后没有被赶尽杀绝的，绝对是异数。这当然得益于清末新政改革造成的政治宽容气氛，正所谓“种瓜得瓜”。 【详细】

载沣成为摄政王后，深知责任重大，很想励精图治，使帝国呈现出新气象，使各项改革逐步推进、立竿见影。在宣统皇帝继位的第二天，摄政王以皇帝名义发出上谕，强调政治改革政策的连续性：“凡先朝未竟之业，莫不敬谨继述”“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仍以宣统八年为限，……期在必行”。载沣还颁发谕旨，规定自此朝廷的谕令须由军机大臣署名方生效，意在参照君主立宪国由国务总理附署之制。【详细】

缩短预备立宪期限：顺应民意 载沣对立宪派的妥协忍让

清政府宣布9年预备立宪期限后，面对革命浪潮，立宪派的多次请愿，民情骚动等严峻形势，速行论者再次要求加快立宪。他们疾呼“居今日而言国会，虽在一年，犹惧其晚，况至9年”。载沣被迫缩改立宪期限后，速行论者要求以更快的速度改行君宪政体。载沣明确指出：立宪筹备诸事，事在人为，凡官制、内阁、议院法、选举法、宪法等。【详细】

2011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爆发100周年，100年后我们该如何审视这段历史？回望辛亥革命，解读晚清改革，马勇认为，近代历史中，外力推动了中国进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中国20世纪进步的起点。晚清改革是符合国际趋势的，在未来的变革中，中国人要学会容忍不完美。我们还是应该向西方学习。【详细】

人们始终认定袁世凯的权力已经大到可以夺权了，大到像曹操样的程度，实际上根本没有，他达到那个程度也要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敢发动，时机不成熟，即便真的掌握了六个镇，他敢造反吗？他要是敢造反，人们就把他当成乱臣贼子要讨伐他的。所以我认为人们看历史，不能仅仅看历史现象，历史背后的原因。【详细】

其实，冷静地分析20世纪中国人苦难根源之一就是不断革地命，吸取革命负面教训，对推动社会走入和平改革的正轨大有好处。中国转型成为现代国家，当然有障碍。必须要准确判断障碍并寻找清理这些障碍的合适方法。【详细】

清末宪政改革辨析：立宪改革是真诚的 立宪改革的信念是坚定的

清王朝的灭亡不在于立宪，更不在于什么假立宪在。对于20世纪头10年的中国来说，立宪只是手段，救亡才是目的。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措施进行考察和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的观点：认为清政府的宪政改革是真诚的，那种指责宪政改革不真诚和拖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站不住脚的，只是代表了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激进的立宪派人士的意见。 【详细】

“闻敌之治焉而忧，闻其乱焉而喜”，革命党人绝对不会希望清政府的立宪改革成功，或者说，他们在刻意地回避这种可能性。【详细】

我对晚清改革史的总结，就只有简单的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这两句话，对应着晚清新政改革的两个阶段：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才有了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动”。并取得了“同光中兴”的阶段性成果；而第二阶段的新政变革，却在大跃进心态的驱使下，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详细】

保守派满族大臣良弼企图新建满蒙精锐的做法，是更为合理的，如果假以时日，多给清王朝五年时间，那么以第一镇为样板的所建立起来的若干镇满蒙新军，就可以接上北洋新军的班，至少像“武昌起义”那种规模的起义，就很难成大事了，如此一来，良弼就将成为历史的胜利者。无奈的是，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良弼并没有输给理念，却是输不甘地输给了时间。【详细】

清末士绅阶层的壮大：成为左右国家命运的力量 与清政府渐行渐远

在变革的过程中，士绅们增强了在地方的领导力量，也取得税收和支配税收的权力。省一级的地方士绅也因为办新政而增强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咨议局变成了扩大他们权力和影响的机关，报纸杂志变成了扩大他们影响的工具。绅士阶级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责无旁贷”的。在众多绅士改良者们看来，清室之迟迟不立宪、改革不彻底，使要求立宪的他们感到失望，同时也间接证明了革命者判断的正确。为了使革命比较“文明”，改良和革命两大思潮趋于合流。 【详细】

士绅阶层的短视：急于攒取改革成果 与清政府的新政貌合神离

1911年源于铁路风潮的辛亥革命的爆发，很快就成为立宪派士绅们向清政府“发难”的突破口，最南方地区早独立的12个省中有10个省的咨议局都担当了发动与组织的角色。革命党人的点火播种作用在士绅领导和推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终成燎原之火，双方联合起来摧毁了皇权统治，其中绅权担起了重要的角色，尽管是自觉不自觉的。【详细】

在载沣的领导下改革进了新的阶段【详细】

从清政府所制定的《咨议局章程》来看，所谓的“谘议局”的作用，无非只是如此而已：“夫议院乃民权所在，然其所谓民权者，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议政之权虽然在议院，但是行政之权仍然在政府。即如外国监督政府之说，民权似极强矣，而议院攻击政府但有言辞，并无实力，但有政府自行求退议院，并不能驱之使行。普鲁士、日本宪法且明载进退宰相、任免文武官之权在于其君，此其要义二也。”【详细】

如果我们回顾1910年的历史，就会轻意地发现，作为清政府的高层代表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有理由为自己以及这个国家这一年之内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而感到高兴。载沣缩短立宪时间的表态，不但为他赢回了因废除科举而显得日益离心的国内士绅阶层的支持，还赢得了欧美银行家的欢迎，就连让他最为讨厌的革命党在这一年里也因为内讧不断而显示出穷途末路的征兆。【详细】

“辛亥革命”并未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中国民众的心，首义之地武昌的守城士兵亦不知共和为何物，只说“但知效劳皇上，不知其他”，其后的数十年，暴力与流血仍是主旋律，现代社会距离中国依然十分为遥远。而我们所笃信的革命与进步，也并没有相伴始终，革命后是九州分裂，是黎民流血；革命后涌出的各式“军队”，耗费了中国太多财力，财政体系崩溃，国库空虚，中国现代化的步伐被严重迟滞。【详细】

历史大潮：改革推行的时机与改革进程的缓急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在立宪派士绅一浪高过一浪的愿声中，浑浑噩噩的清政治罔顾当时中国国情，在以向立宪派妥协为表象的激进改革中施展手腕，妄图用“折扣性”改革在时代潮流中，捞取最后一份红利，自然会被变聪明的民众和掌握着左右国家前途的新型士绅们抛弃，空留下“为时太晚，已无补于事”的马后炮，以及当世之人“清王朝必将覆灭”的简单预言。 【详细】

学者们对清末宪政改革有赞有弹。【详细】

徐军肯定清末新政“一方面扩大和完善了国家的职能，缩短了在国家职能方面中国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为后来中央和地方机构的设置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依据”。沈振群从结构分析入手，通过对表层官称、中层机构设置及深层机构运转三个层面近代化状况的剖析，肯定官制改革“突破了绵延千年的封建政体臼窠，开创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政体的先河”。 【详细】

徐军认为清末新政改革中的“选官制度方面废除捐纳制度，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度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它“只属于方式、方法范畴的统治术改革，不是根本统治制度的改革。袁亚忠则认为它“加速了社会总危机的全面爆发”，“实为清末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最终亦付之东流。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