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侵华方略：分裂中国 断其四肢

1887年，在山县有朋的主持下，参谋本部制订了《清国征讨方略》，指出：“若欲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立于万国之间，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其成为数个小邦国。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应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一期）该文件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线路图发动甲午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预期目的。【详细】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而以日本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一成立就精心炮制了对外扩张的蓝图———“大陆政策”。“大陆政策”的具体内容，即把对外扩张分为五期：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至全世界。【详细】

对军人实行“武士道”教育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与西方国家的军队不同。这种常备军不称为国防军而称“皇军”，即天皇的军队，强调效忠于天皇。1878年以当时陆军卿（陆军部长）山县有朋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第一条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来崇拜，并将这一条定为日本军纪的根本。1882年，明治政府又以天皇名义发布了以1878年《军人训诫》为基础的《军人敕谕》，再次重申军人应该绝对遵守“武士道”的规范。 【详细】

疯狂扩军备战

日本明治政府建立以来，为确保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规定凡是军事工业以外的工厂、矿山、运输业等都要为军事工业服务。由于强调军事工业的发展，日本在武器制造上，有的已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详细】

情报准备

日本参谋本部不断向中国和朝鲜派出大批间谍特务，组成间谍情报网，千方百计地搜集两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方面的情报。这些间谍特务，有的化装成中国人，有的打扮成旅行家，还有的以合法身份作掩护，从事特务活动。1886年派到中国的特务荒尾精，以开办“日清贸易协会”、“日清贸易研究所”为招牌，组成遍及中国各地的间谍网。【详细】

反观日本：甲午战前上下一心 空前凝聚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变，日本以“神道”信仰为基轴，以天皇崇拜为核心，显示了独特、高效的“纵式结构”。明治天皇在民权与主权、南进与北进、文力派与武力派、国粹派与洋化派的争论中，选定并统一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在思想上，“维新之父”福泽谕吉、外相陆奥宗光向国民灌输这是文明淘汰野蛮的战争；“国民思想家”德富苏峰宣称“文明”的日本对“野蛮”的中国和朝鲜动武，是传递“力”的福音；“近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抛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当战争来临之际，天皇、元老重臣、军部、外交大员、思想家、媒体、民众迅速凝聚成一台高效的战争机器。【详细】

日本人甲午窃喜：不是与中国战争 只是与直隶省战争

甲午战争时期的大清王朝，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思想、组织和军事上，都处于离析松散状态。秦山楚水呈现的地理自然阻隔，因现代交通设施薄弱而更显遥远支离；民众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族国家，思想家与决策者难以契合；兵民相斥、海陆军分离、直隶和两湖的兵力分据、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隔海观火……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有一个十分尖刻但却是一针见血的评述：清国“兵民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海陆军队更是支离破碎之极，其利害隔绝而脉络不能贯通。直隶兵败而两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顾；北洋水师大败而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反而暗自嘲笑”。在日本人看来，他们“不是与支那进行战争，而是与直隶省进行战争”。【详细】

1895年日本通过强订《马关条约》从中国攫取了巨额战争赔款和大片肥美土地等一系列侵略权益;翌年又据该约强订《通商行船条约》,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由是大大加深,而日本的经济近代化则大大加快,成为日本“进一步掠夺物资财富来发展它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新阶段的开始”。【详细】

明治政府动用搜刮来的国库资金加速原始积累,但国库资金很有限,年收入最多不超过0.8亿日元,而从中国勒取的赔款竟等于其国库年收入资金的5倍!当时日本财政界名人井上曾说过:“在获得这个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过数万万元的大数字。国库收入仅达八千万日元。因此,三亿五千万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详细】

甲午战争赔款等于当时日本工业资本总额的5倍多,大部分投入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促使工业化来了个大跃进。井上清指出,日本“从中国得到的巨额赔款、广大的领土,扩大了新的市场,又加上战后以‘卧薪尝胆’为名对群众的掠夺,以特权大资本家为首的资本主义工业就有了飞跃的发展”。【详细】

一旦有了高达3.6486亿日元的巨额赔款,黄金储备这个难题便一举解决了。金银之争立即结束。1897年3月,政府制定了新货币法,确立了金本位制,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日本近代经济史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详细】

最后还要指出,日本的经济近代化非常得力于近代教育的发展,各类各级学校为它不断提供各种急需人才,而经济的发展又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也与中国赔款大有关系。【详细】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机：中国地方割据 政局动荡

相对于蓄势待发的日本，此时的中国动乱频仍。在1914年春天的几个月里，“没有一省能免于匪患、未遂的叛乱、游兵散勇的骚扰和地方性的暴动。湖北、河南两省由于白狼匪帮的活动，情况最为严重”。国内革命党人的活动更是袁世凯的心腹大患。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大量举借外债，更增加了对列强的依附性。武人独裁，地方割据，政局动荡，国力贫弱，使北洋政府的外交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况。【详细】

日本人对“二十一条”的期待：打击袁世凯威信 令中国继续四分五裂

如果说，日本人更不喜欢袁世凯一点，那么恰是因为袁世凯相对于孙中山来说，更像是一个强人。显然，日本不乐意革命后的中国落在一个强人手里。一个四分五裂、秩序混乱的中国，对于一个怀着野心的邻居而言，无疑更合脾胃。而一个强人，却有可能结束混乱，走向统一和秩序。乘欧战方酣之际，也乘这个强人羽翼未丰之时，弄出这么一个二十一条来，除了已经吃下的山东之外，无论最后能得到多少实际的好处，只要袁世凯最后妥协了，其在国人中的合法性一定会因此而大大降低。【详细】

袁世凯签“二十一条”：尽力减少中国损失后终低头

经过讨论后，袁世凯作总结发言，认为中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己接受日本通碟之要求”。可见，袁世凯主要是考虑到中日国力悬殊而被迫接受日木最后通碟。此外，促使袁世凯接受日木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际形势对中国的不利。我们知道，袁世凯在中日交涉中对美英俄等列强寄予厚望，希望它们给予支持，但结果却与袁世凯的期望差距很大。英俄两国在日木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碟后都向中国建议接受日木的最后通碟；而美国调处也没有成功，因此袁世凯在内无国力，外无支援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碟。【详细】

正因为没能处理好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或早或晚都会遇到的这些相似的矛盾，日本以更快的速度陨落了，不仅给各国带来了十数年兵燹和数千万亡魂，自身的现代化成果也化为乌有，其教训之深刻值得认真反思。【详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远离欧洲主战场的日本摆脱了危机。由于欧美商品来源中断，日本先是对南洋和中国的出口大量增加；接着，协约国的大批订单奔涌而来。1914年和1919年比较，商品出口总额从5.9亿日元增加到21.7亿。在这六年里，战前长期入超的日本出现了总额13.3亿的出超，再加上轮船运费、保险费等非贸易收入，使日本的外债由19亿降为16亿，对外债权却由8.1亿猛增到43.7亿，一跃成为债权国。【详细】

从国际地位看，日本此时开始跻身国际一等强国之列。1858年，日本与美、英、俄、法、荷五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被迫承认西方国家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同时失去了关税自主权。1871年，岩仓具视率领庞大的使节团遍访美欧诸国，希望修改前述不平等条约，但遭到粗暴拒绝。1911年，日本已吞并台湾、朝鲜建立海外殖民地后，才得以与美、英等国全面修订条约，完全实现了关税的独立自主和法权上的独立平等。【详细】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底气：中国内部仍纷争不已

国民政府自1928 年因张学良东北易帜而达成名义上的统一以来, 直到事变发生之前, 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张桂战争、蒋唐石战争和蒋阎冯桂中原大战, 使中国一直处在极度混乱的分裂状态, 尽管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中央地位逐渐稳固, 但其实际可以控制的地域也仅止于长江流域东南诸省, 而两广、西南、西北及华北, 仍为地方势力所把持, 中央号令能否执行, 全凭地方利益主使。此外, 趁着国民党各派势力角逐混战之机,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壮大, 已经到了足以对国民政府形成威胁的程度。中国的分裂状态为日本发动事变提供了机会。【详细】

为侵占中国东北，日本早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采取各种措施，在东北大肆进行侵略活动。以至1931年来中国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很感惊讶：九一八前日本在东北的活动，以其“一国在其邻国之领土内，享有范围如此广大之经济及行政权利，殊为罕见。”【详细】

在经济上，日本加紧在东北的投资，以便将东北经济纳入为其服务的轨道。到1930年，日本在东北投资为161900万日元。单是南满铁道公司，便拥有资金44000万日元，拥有职工17万人，即占全东北工业资本的27%，职工人数的59%。煤炭业方面，日本控制的煤矿产量占东北煤产量的80%以上，并独占了东北最重要的焦炭生产。【详细】

政治上，日本根据不平等条约，强迫在中国先后开辟商埠29处，其中22处在东北。加上英、美等国强迫开辟而日本人援例共享权利的，日本在东北共有商埠26处。【详细】

在军事上，日本除在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大量屯兵之外，还在东北驻扎大批军队和各种名目的武装力量。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驻有第2师团1.4万人，独立铁路守备队7000人，在旅顺驻有一个重炮队，在沈阳等18个城市驻有关东宪兵队约2300人。【详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践踏战时国际公法，干了大量虐待俘虏、屠杀民众、使用暴力、抢劫掠夺、肆意放火、强迫劳动、奸淫妇女等残暴行为，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虽然由于受害国家多半没有完整的统计，很难掌握精确的数字，但是据估计，仅杀害手无寸铁的一般群众一项恐怕就要超过上千万人。【详细】

日本违反战时国际法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它是基于对日本的国家观对天皇的确信无疑，执迷不悟。与德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追究战犯责任相比，日本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亲自处理一个战犯。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单纯是日本人缺乏良心这种层次上的问题。【详细】

到了昭和时代，日本急剧地丧失了“世界性的共性”，“世界性的共性”反而变成了必须纠正的对象了。日本人任何时候都必须是“天皇的臣民”，必须是奴仆，不允许有“一般人的共性”。日本人不仅对敌军，就是对敌国国民以及其他所有的外国人，都失去了作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具有相同命运的人的“人类爱”。“人道”这句话对日本人变成不能通用的了。这种话变成了软弱和反国家的思想受到了谴责。【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