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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签二十一条:尽力减少中国损失后终低头

2012年09月11日 01:2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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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作者:曹俊,安徽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袁世凯运用各种策略,使中日会谈不断拖延,谈了近三个月之久。日本看出通过谈判不能让中国让步以满足日本要求,遂于5月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碟,日木限5月9日午后6时前给予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5月8日,袁世凯召开会议商讨对策。经过讨论后,袁世凯作总结发言,认为中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己接受日本通碟之要求”。可见,袁世凯主要是考虑到中日国力悬殊而被迫接受日木最后通碟。此外,促使袁世凯接受日木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际形势对中国的不利。我们知道,袁世凯在中日交涉中对美英俄等列强寄予厚望,希望它们给予支持,但结果却与袁世凯的期望差距很大。英俄两国在日木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碟后都向中国建议接受日木的最后通碟;而美国调处也没有成功,因此袁世凯在内无国力,外无支援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碟。

袁世凯最终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碟使中国不免损失利权,但袁世凯通过各种策略的运用己使中国的损失尽量减少。我们将日木最后通谍提出的要求与“二十一条”原木相比较,将会发现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第五号的七条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袁世凯对日“二十一条”交涉策略的运用最终使中国的损失减少了许多,这与他主导下各个策略的实施结果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一,就更换外交总长和拖延战术来说,孙宝琦与日本公使初次见面时就对“二十一条”发表笼统意见,这与袁世凯确立的逐条讨论方针相违背,从而对拖延战术造成障碍,这是袁世凯决定更换外交总长的直接原因。而袁世凯此举的最重要原因则是陆征祥是这次复杂谈判相当合适的人选。论外交资历,陆征祥相当完整,尤其是在中俄外蒙交涉中陆征祥始终不轻易让步,表现相当称职;陆征祥不谙日文,可因语言转译问题延长谈判时间;陆征祥善于利用外交礼节,也为拖延时间创造条件。可以说,陆征祥不辱使命,利用外交礼节拖延谈判进程,在会议中始终按照袁世凯批示与日本代表逐条讨论,尽力折冲,致使双方历经近三个月的时间仍然无法达成共识,为袁世凯进行外交部署赢得了时间。

第二,就利用日本内部矛盾来说,这是袁世凯所实施的交涉策略中执行得最为成功的一项。袁世凯鉴于日木元老与外相加藤高明对华政见存在分歧,派有贺长雄赴日疏通元老,并促使山县、松方等元老介入日木对华外交,以致日木政府在与中国交涉时顾及到元老的意见,在日本最终放弃第五号除福建一款上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三,就利用国内舆论与利用民意而言,日本政府于提出“二十一条”时曾威胁袁世凯不得泄密,但袁世凯刻意泄密与媒体,并纵容国内报刊持续报道中日交涉的相关新闻,以促成反日风潮,再以民意为交涉后盾。国内人民的爱国热忱以舆论为导向,逐渐高涨,或表现为抵制日货,或表现为救国储金,而举国一致的反日风潮使中国代表在中日会谈中可以民意不可违为辞拒绝或拖延答应日木的要求,从而增强谈判的地位。

第四,就寻求美英俄等列强的支持来说,由于“二十一条”中日本有侵犯它们在华利益的条款,袁世凯知道若将“二十一条”告知美英俄,它们应该会对日本加以干涉。美国对于会破坏其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对华政策的第五号条款甚为重视,想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促使日本放弃或减轻第五号中与美国利益相抵触的条款,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英国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也不愿乐见,所以多次对日本加以劝告,但日本并不顾及盟友的面子,仍然我行我素。可以说美英对日本并未起到如袁世凯所期待的牵制作用,然而在日本元老就第五号条款问题质疑日本政府之际,美英的立场无疑对元老来说是一种助推剂,在日本最终放弃除福建一款第五号要求上面,我们不能因为美英调处的失败而忽视其一定的作用。而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利用美英俄等国对日木施压的外交策略对以后的民国外交也有一定的影响,即在以后的中国外交界形成了联合欧美,抵御日木的外交方针和传统。如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以及后来的张作霖奉系政权在东北事务上大都推行这一方针。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袁世凯 二十一条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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