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军队那么残忍

本文摘自：《日本的战争责任》，作者：若槻泰雄，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必须查明原因

即使是现在，人们仍然常有这样的争论。那就是：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是否杀了几十万中国人？有人说杀了，有人说没有杀。我认为这种争论没有多大意义，不管它是5万也罢，50万也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践踏战时国际公法，干了大量虐待俘虏、屠杀民众、使用暴力、抢劫掠夺、肆意放火、强迫劳动、奸淫妇女等残暴行为，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虽然由于受害国家多半没有完整的统计，很难掌握精确的数字，但是据估计，仅杀害手无寸铁的一般群众一项恐怕就要超过上千万人。

这件事情，对参加过日军的几百万人来讲，是一种极为普通的常识，现在没有任何加以说明的必要。上至上将军官，下到一般士兵，在他们的《战争回忆录》中不乏“烧、杀、抢、掠”的证明材料。我本人也直接有过一些见闻。

当然违反国际法、实施了残暴行为的，除了日军以外，德军更不必说，盟军方面也是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都不能成为允许日本军队进行惨无人道行为的理由，我们必须正视自己国家的军队所犯下的罪行。有关这些罪行的实际情况，过去已经有人公开发表过不少记录材料，现在依然不时有大众媒体报道出一些新的事实。但是，关于日军为什么会干出如此野蛮行径的说明仍是很少见到。什么反省呀、谢罪呀，这类词句经常可以见到，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应当是彻底搞清其产生的原因。

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德战争（攻占青岛的战争）时，据说日本军队曾经是执行战时国际法的模范。与二次大战中日军的所作所为相比，其差距之大即使现在也是令人感到惊奇的。仅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队为什么竟会堕落到如此的地步呢？其原因必须彻底查清。

轻视国际法的根源所在

近代国际法，特别是战时国际法，是17、18世纪以后在欧洲诞生的。中世纪，在罗马教皇的权威下欧洲形成了统一的社会，当时不需要国际法。但是，当分别成立了民族国家时，保持对等国家关系的国际法就成为必要的了。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在基督教和骑士道的影响下，战争法规逐渐形成，并为近代人道主义所充实，建立起了国际法的基础。

战时国际法有两根支柱，一个是人道主义，另一个是被称为“无差别战争观”的近代国家的战争观。所谓“无差别”，就是不分敌方和我方，不分“正义”和“非正义”。从中世纪的神权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近代国家，已经不再打着为了绝对权威的神和正义的旗号而战，各个国家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战，而且各个国家对此已经相互认同了。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只要把敌方进行战争的能力打倒就达到目的了，相互都勿需采用中世纪那种把敌方国民斩尽杀绝和肆意进行残酷掠夺的野蛮行为。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这样，“粗暴野蛮的战争”就变成了“有规范的战争”。 

了解了战时国际法的这一基本思想，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日本为什么轻视战时国际法，违背战时国际法的心理上的原因了。

  这就是说，本人前面反复叙述过的，从日本方面来讲，“大日本帝国是万邦无比的”“万世一系天皇陛下统治的神国”，是为了实现“八纮一宇”的建国精神和国家政策而战斗的，因此，“岂有同敌国谈对等的道理”。

日本违反战时国际法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它是基于对日本的国家观对天皇的确信无疑，执迷不悟。与德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追究战犯责任相比，日本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亲自处理一个战犯。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单纯是日本人缺乏良心这种层次上的问题。

日本军队中不存在“人道”

满洲事变的前一年（1930年）在日本尚未提出“国体明徽”、“万邦无比”走向反动化以前，陆军稍好，曾经出版了现役军官写的《战场心理学》。当时的教育总监部部长林仙之中将和陆军部军务局长杉山元少将，还为该书写了序言。因此，可以说是一本经过陆军认可的书了。其中有一节，题为“对敌人的同情”是这样写的：

当士兵们认识到“自己是作为国民的一员，为保障与维持全体国民的生活而同敌人进行战斗的，敌人也同我们一样是为了他的祖国而在进行战斗”时，那么，对敌人的仇恨就会转化成为同情，进而会对敌人产生尊敬的念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被盟国方面俘虏的人们，他们对管理、监督他们的盟国军人所写的有关事实，与前述情况是一致的。直接面对面作过战的他们，一般对日军俘虏都是很尊重的。而后来轮换他们的没有作过战的人员，反而对日军俘虏很苛刻。作为一起作过战的人，有一种对敌人的同感和尊敬，对已经缴枪投降的敌人施加残暴行为的可能性反而较小。     

然而，满洲事变以后，日军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急剧下降。士兵们都以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感情：

为了报答大元帅陛下的恩典，只有取得战争的胜利才是最好的行动。

因为日军是皇军啊！皇军的任务就是要杀掉一切不服从天皇或不承认天皇的家伙！满脑袋装的全是这种精神。

日军还丧失了对占领地区居民的同情感。本来叫喊“万邦无比”，就是想要表示日本的特殊存在，就是要自己坚决否认日本同世界人类的共感和共性。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论述，日本政府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37年3月，也就是日中全面战争爆发那一年，文部省出版了一本题为《国体之根本意义》的书，可以说是一本进行国民教育的基本教材。

书中明确地写着：“在于回到我国独立的立场”，“在于抨击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抽象的世界性”。

明治时代连笃信天皇的哲学家井上哲太郎，都在他的著作《教育敕语衍义》中这样写道：“真正的爱国主义，必须回到世界性的人道主义轨道……每个人都是人类中的一员，又必须作为人类中的一员，广泛地面向社会，遵循世界性的人道主义……”

到了昭和时代，日本急剧地丧失了“世界性的共性”，“世界性的共性”反而变成了必须纠正的对象了。日本人任何时候都必须是“天皇的臣民”，必须是奴仆，不允许有“一般人的共性”。

仅以我的有限的经历来看，上小学的时候，在《修身》课的时间里，老师将《夜莺之话》在《博爱》这一课里进行讲授时， 记得曾听到“人类爱”这样的名词。进入中学（1937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人类爱”或“人道”这类词句。一提“人道”，变成了与“车道”相对的概念，变成了现在人们通用的“人行道”的意思了。

日本人不仅对敌军，就是对敌国国民以及其他所有的外国人，都失去了作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具有相同命运的人的“人类爱”。“人道”这句话对日本人变成不能通用的了。这种话变成了软弱和反国家的思想受到了谴责。

随着汪精卫政府的对美参战，1942年4月，华北派遣军照例向其指挥下的全体官兵颁发了《训示集》，这是一本题为《民政府的参战与华北派遣军官兵》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强调了三条纪律：“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抢劫”，并细致地作了许多规定，最后还作了如下的结论：

上述各项规定均出自天皇陛下的爱心，并归结为天皇陛下的爱心。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并谨慎地贯彻执行。

在禁止进行掠夺、暴行、杀害等违法行为时，既没有提到这是“违反战时国际法”的，也没有讲这是“违反正义和人道”的，而是讲因为它是“来自天皇陛下的爱心”而“不得进行”的。这里也清楚地说明了日本军队同国际法和正义与人道是毫无关连的。

即使是在战场上这种特殊环境下，只要你具备普通人的常识，一提“国际法”或“正义、人道”，相信也能相应地取得谨慎行动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提到“出自天皇陛下的爱心”等，人们当然会感到不可理解。

对于人类的行动规范，道德的基础，不从法律和人类一般理念上来要求，而是用“天皇陛下的爱心”等类似宗教的胡言乱语来要求，这本身就证明了日本军队是一个“不正常的集团”，反过来讲，因为日本军队不可能所有人员都不正常，所以那种莫名其妙的道德规范才没有人遵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