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是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罪魁祸首

本文摘自：《日本与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者：关捷

侵华是（卢沟桥事变）当时日本基本国策的具体体现，是日本发动更大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事过多年后，某些日本学者却粗暴地歪曲战争爆发的事实真相，硬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正在北京郊区卢沟桥北面演习场演习的日本军队的一支小部队，受到当地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后应战而引起的”，把爆发战争的责任强加在中国驻军身上，无理地但又顽固地为日本侵略者辩护。

发动侵华战争的时间和地点虽然不是由日本军队事先确定，但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是日本早已确定的基本国策。它的远因可以追溯到明治以来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华步伐日益加紧。1936年2月，日本已决定在华北建立一个反苏的“缓冲国”。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在决定《基本国策》的同时，就通过了相应的《帝国的外交方针》，明确指出：“尽快变华北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在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备的同时，把整个中国变为亲日反苏的基地。”而后日本制定的《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及多次所谓《处理华北纲要》，其侵略意图始终未变。“给世界历史带来一大转折”的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国策的必然结果。

日本侵略，中国抵抗，因而爆发战争，战争的罪责当然在日本侵略者一边，这是历史事实，毫无争议的余地。所谓“几发枪声”，与九一八事变时炸毁一段路轨之说一样，纯属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发动侵华战争而自己制造的假象。其实，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是日本军队无视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乘漆黑的雨夜侵入到距离中国古都北平仅有15公里的卢沟桥，在中国驻军警戒线内进行实弹演习。这个公认的挑衅事实，已经明确无误地说明了日军的侵略行径。

日本某些学者的有关著作不仅歪曲侵华战争的起因，而且把扩大战争的责任也推到中国军民身上。所谓“不扩大方针”就是推卸全面侵华罪责的主要根据之一。

理解历史事件必须纵观历史事件所处的具体环境，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认真分析，弄清事件的真相。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国内确有人提出不扩大方针。他们认为，虽然中国军队装备很差，缺乏现代化军队进攻作战的条件，无力构成对日本的威胁。但是中华民族已经觉醒，具有抗击民族敌人的坚强意志；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形复杂，一旦进行全民族抵抗，将具有强大的自卫能力。对中国“予以一击”，即可除掉日本对苏联作战时的“背后威胁”的设想，是错误的。因而这些人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表示异议，于是提出不扩大方针。其目的是避免把兵力陷入中国，以便日本在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中实行“北进”攻苏或“南进”攻英美时，在战略上留有回旋的余地。一旦北进或南进得逞，中国唾手可得。简言之，“不扩大方针”是为了更大的扩大，绝不是日本的侵略范围的缩小。

再就“不扩大方针”本身而论，也是不现实的。在日本政府、军部以及一般舆论中对于卢沟桥事变的态度虽然都有硬、软两派的差别，但无不企图对中国加以彻底的威压而使其屈服。日本的所谓“不扩大方针”的基本条件是，中国承认“伪满”，华北特殊化。这种先肢解而后灭亡中国的侵略毒计，中国是绝不可能接受的。日本的侵略国策把中日两国关系逼进了死胡同，终于爆发了为时8年的激烈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空前灾难。罪恶的根源是日本对外侵略的基本国策，这个历史事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了，世界局势和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时至今日，如果还在利用当年日军为了侵华而制造的假象——“几发枪声”以及当年日本侵略集团内部关于侵华战争扩大与否的争论，为日军发动与扩大全面侵华战争的罪行进行辩护，而把战争罪责推到被侵略的中国人民身上，只能引起一切正直的人们，特别是亚洲各国和中国人民的反感，绝不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是违反历史真实的谬论，欺骗不了人，更不能正确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为殷鉴。

近年来，还有个别日本学者别有用心地利用参加过卢沟桥抗战的中国军人的回忆录，带着自己的观点捞取其中的一两条材料，进行推理，大加发挥，宣称在卢沟桥事变的起因问题上有了“新发现”，得出了“新结论”。

他们所谓的“新发现”主要有两条：一是中国军人在其回忆，录中明确地承认7月7日在河堤上部署了兵力；二是中国军队指挥官命令部队当日军进入中国阵地百米以内就射击。个别日本学者据此得出了“新结论”：既然中国方面在河堤上部署了兵力，就有开第一枪的可能性；既然有日军接近就开枪的命令，日军在中国阵地附近进行空弹射击，中国军队就误认为受到了袭击，出于条件反射，进行了还击，便开了第一枪。这种“新结论”和推论实在荒谬！

中国军队在河堤上驻兵根本算不上什么“新发现”，而是众所周知、理所当然的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攻占了中国的东北、热河及长城各要隘。在长城沿线陈兵，并不断侵略华北，对中国形成了全面侵略的态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军队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在自己的国土上，特别是在华北尤其是北平以至卢沟桥部署兵力，是无可指责的正常现象，而且也是中国政府应当采取的自卫行动。当时在北平、丰台、卢沟桥等地经常出现中日两军对峙的态势，应该说这也是当时很普通的情况。难道专门研究中日战争史的日本学者看到了卢沟桥以至河堤上有中国士兵，还算什么“新发现”吗？当时的中日两军对垒，中国军队严阵以待，警惕日军随时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事实，而这个事实却不能为某些日本学者“中国方面开第一枪”的观点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

至于“出于条件反射，进行了还击，便开了第一枪”的“结论”，更是毫无事实依据、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测。

卢沟桥事变的责任问题是很清楚的，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已为多数人所肯定。但是，20世纪80年代，某些日本学者竟然从他们所谓“新材料”的“新发现”中推论出所谓“新结论”：从日军一木大队、清水中队在7月7日夜所采取的行动看不出有“挑衅”的意图。日本特务机关、29军顾问、驻在北平武官今井等处理事件的当事人，也都是难得的稳健派人士。因此，如果笫29军方面的行动和反应，稍微慎重和适当的话，卢沟桥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就是发生了大概也会按局部纠纷处理的。虽然说日中全面战争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但其时机将大大推迟。

这段话的本意是：卢沟桥事变的责任不在日军方面，而在中国方面。是中国方面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并把事变扩大为全面的日中战争。

日本学者认为今井武夫是“稳健派人士”，卢沟桥事变的责任在中国。但就是这个今井武夫，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又是怎么说的呢？今井武夫说：“卢沟桥事变一爆发……都暗地里认为这也是日本军阀企图重演柳条湖事件的阴谋。这不限于外国人，即使我国国民也认为是驻华陆军的越轨行为，虽然都不敢作声，但都心照不宣。”卢沟桥事变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在回忆录中也认定，卢沟桥事变爆发“完全出自当地军人之策动”。重光葵也说，日军对华北及内蒙的工作“成了日中全面冲突的导火线”。由此可见，某些日本学者对此视而不见，只能说明他们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卢沟桥事变的责任在日军，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卢沟桥事变有它的必然性，它是注定要爆发的中日战争的导火线。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国内外的重重矛盾，把侵华战争提上了日程。正如当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辅导官寺平忠辅所说的：“如果不发生卢沟桥事件，那年中日之间也还免不得要干戈相见。”

某些日本学者根据“新资料”得到中国第29军打了卢沟桥第一枪的“新结论”，根本不是什么新观点，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已说过的颠倒是非的陈词滥调。日本军部与日本政府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护，颠倒是非地指责中国第29军首先开枪，即打了第一枪，这是不奇怪的。但50年后某些日本学者以所谓“新资料”来重复这一陈词，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它告诉人们，认真总结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新形势和曲折发展的中日关系，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