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布阵与利萨海战经验

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排出的阵型是否失误一直是这场海战聚讼不已的焦点之一。

有论者以为1866年的利萨海战对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海军理论产生的巨大影响。北洋水师的基本战术和舰型选择充分吸收了当时流行的利萨海战经验：横阵、追求火炮的舰首直射以及用冲角撞击。因此海战中北洋水师摆出这一阵型是合乎战术也符合北洋水师战舰特点的。

此说确有道理。但正因为此说成立，反倒体现出北洋水师的建设，离近代化海军尚有相当的距离。

清朝本没有近代海军传统，因此北洋建军，舰船是向西方购买的先进舰船，人员也是派往西方学习先进的理论和技术。

但甲午战争的对手，日本，也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力发展海军，也同样是向西方购买先进舰船，也派留学生去西方学习近代海军李军和技术。为何同时期的日本海军，却并未同北洋水师一样迷恋所谓利萨经验的横阵、追求火炮的舰首直射以及用冲角撞击战术呢？且不说日本在1880年代后期购买和制造的新舰，就是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早期与北洋水师同时期购进的军舰，也未见有受到横阵直射战术的明显影响。

难道利萨海战的经验英国人完全没有教给日本学生吗？

个中原因，却颇发人深省。

利萨经验背后：海军技术发展史上的变奏

1877年，清廷自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一、二届毕业生中，选出12人作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启程赴英留学。就在这一年，北洋水师核心“定远”级铁甲舰的母形之一，德国岸防铁甲舰“萨克森”级首舰“萨克森”号下水；而此前一年，“定远”级的另一母型英国铁甲舰“英弗莱息白”号下水。

1882年，清廷派出第二批海军留学生，就在这一年，与“英弗莱息白”号同为中央炮塔铁甲舰的英国铁甲舰“巨像”号下水，而此前一年，“英弗莱息白”号正式服役。

1886年，清廷派出第三批海军留学生，与此同年，英国海军最后一艘中央炮塔铁甲舰“爱丁堡”号服役。

从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赴英到第三批海军留学生赴英的这不到10年时间，确实正是中央炮塔铁甲舰在英国海军最风光的时代，而中央炮塔铁甲舰的特点，正合适利萨海战经验：横阵，舰首对敌。

北洋水师那浓重的利萨味是怎么来的，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可历史开了个大玩笑。

从1859年第一艘铁甲舰出现到1906年无畏级战列舰出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近代海军经历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新发明新技术层出不穷。各种新理论层出不穷，而在它们的指导下各种实验性新舰不断被制造出来。但新舰、新技术、新思潮出现后四五年就不免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

很不幸的是，中央炮塔铁甲舰正是这一段时间内曾风靡一时但又很快被淘汰的一曲伴奏，却正好撞上了清朝大兴海防的节骨眼，从而变成了北洋水师的主旋律。

铁甲舰选型证明北洋水师与近代海军背道而驰

但问题是，这段时间虽然技术更新极快，各种奇思妙想惑人眼目，但真正的主旋律还是存在的。从清朝汲汲以求的铁甲舰一项上，却奏的是与北洋水师不同的曲调。

今天我们回顾十九世纪铁甲舰的发展，正可以看出，从英国1871年首舰下水的“蹂躏”级，到1879年完工的“无畏”号（与1906年出现的无畏号战列舰不是一艘），到1882年开工的“海军上将”级，到1886年的“特拉法尔加”级，最后到1889年开工建造的最早的近代战列舰（“前无畏舰”）“君权”级，这是一脉相承的铁甲舰发展的真正主旋律，而它们的基本特点正是两个主炮塔沿舰体中心线分别置于舰艏与舰艉，侧舷安排大量副炮。这样的布局正是适用于纵阵、侧舷对敌以发扬火力战术。换言之，作为世界头号海军大国的英国，从没有放弃传统的纵阵战术。

但无论是采购时负责选型的清朝大臣李凤苞、徐建寅，还是后来军舰的使用者，此时正在英国学习的留洋海军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们，却似乎对同时英国建成和正在开工的这类铁甲舰没有任何兴趣。目光完全盯在利萨经验和中央炮塔铁甲舰上。从作为技术专家的徐建寅对“因弗莱息白”号的称许“式最新、甲最厚、炮最大”可以看出他们的思路：新式、厚甲、大炮的炫目光辉晃晕了他们。而海军发展的脉络：对不起，他们从来就没有关注过这么专业的问题。

更奇特的是，北洋水师的主力军舰的购买，主要来自当时远非海军一流强国的德国，无论是两艘炮塔对角线布置的铁甲舰还是第一送防护巡洋舰“济远”，都是德国人之前未曾有过建造经验的。北洋水师的造舰实则成了德国免费实验海军新技术的试验田。而实验的结果是：德国海军绝不选择定远级的火力布置方式，而问题多多的“济远”实际上是德国船厂掌握穹甲技术的试手产品。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日本海军也一直在计划着采购足以对抗北洋水师“定远”级的铁甲舰。但却一直迟迟未曾购买这一时期的铁甲舰。直到划时代的英国“君权”级前无畏舰成型，日本才赶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在英国一口气订购了两艘。

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海军按准了世界海军发展的脉络，而这，是从1870年起日本海军始终不断派出留英学员，长时间悉心学习什么是近代海军的结果。

北洋水师巡洋舰的配置大有问题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巡洋舰的选购上。北洋水师的主力是分两次从欧洲大规模购买来的“八大远”（国产的“平远”除外，一共是七艘）。其中铁甲舰“定远”、“镇远”，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防护巡洋舰“济远”购自德国，防护巡洋舰“致远”、“靖远”购自英国。

如果说，北洋水师确定的基本战术就是横队舰首对敌的话，那么舰队的建设也当围绕这一战术构建。

而在这7艘“远”字号军舰中，两艘铁甲舰和两艘装甲巡洋舰的火力布局是满足这一战术的：两艘铁甲舰采用对角线炮塔布局，4们主炮均可舰首方向开火。两艘装甲巡洋舰没有设后主炮，2门前主炮布置在前主炮台，两舷的副炮也可舰首方向射击，全舰4门主要火炮均可对舰首开火。

但3艘防护巡洋舰就不同了，“济远”两门主炮在前，一门副炮在后，无法同时向舰首开火。“致远”级更加明显，两门前主炮和一门后主炮沿中轴线布置，自然不可能同时向前开火，而两舷的两门副炮的发射角也无法向舰首开火。实际上，三艘防护巡洋舰的火力配置是很明显的英式巡洋舰发扬侧舷火力的配置方式。这和北洋水师采用横队舰首对敌战术是不匹配的。

更重要的是，防护巡洋舰的特点，长处及缺点，当时的驻英公使曾纪泽曾详细向李鸿章汇报过。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与铁甲舰、装甲巡洋舰侧重装甲，低航速的特点相比，防护巡洋舰不安装水线装甲，用降低防御能力换来高机动和强大的火力。两类舰艇的战术特点本是不同的。

但在实战中，北洋水师又是如何运用的呢？

大东沟海战中，以两艘铁甲舰为核心，一艘防护巡洋舰和一艘装甲巡洋舰组成小队，两个小队分列铁甲舰左右两翼形成对称布局。厚甲重炮的铁甲舰、装甲巡洋舰与轻甲高速的防护巡洋舰被不加区分的拉平在一条横阵里。

看着日军第一游击舰队4艘高速防护巡洋舰在海中纵横驰骋，以高达15节的高速抢占阵位围着清军舰只倾斜弹雨，“致远”、“靖远”如有知觉，这会儿该哭了吧。最高速度能达到18节，最合适向一舷倾泻自己全部火力的它们与对手的“吉野”、“浪速”们本是同样造舰思想的产物，而“浪速”、“高千穗”两舰甚至是舰龄超过自己的老舰。轻骑快马的防护巡洋舰现在却只能陪着一群杂牌军舰以8节的蜗牛速度一边慢腾腾运动一边挨打。邓世昌最后关头那惊世一冲，反倒是整个海战中唯一一次发挥出“致远”级特点的行动……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无疑就是北洋水师自身的不专业。购舰时不能围绕自身的基本战术选择舰种，只管买买买。舰艇购回后又不能按照战舰自身的特点合理安排战术，最后变成看似“合理”却不分好坏一勺烩的大杂烩布阵。

战场对面的日本舰队完全是相反的形象，正是充分考虑到作战舰只的特点，日舰队将速度最快的四艘防护巡洋舰编成第一游击舰队，充分利用其机动优势抢占阵位绞杀北洋水师。因舰制宜，充分将各舰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正是专业的近代海军风范。

对利萨海战经验的反思

说到此时，就要对北洋水师作为战术基石的利萨海战经验做一番检讨，而在这检讨背后，越发显出北洋水师离近代海军应有的素质差距相当之远。

利萨海战是1866年奥地利海军战胜意大利海军的战役。在这次海战中舰只数量、火炮、航速均处下风的情况下，用三重楔形横阵冲断意大利舰队的纵阵，最终击败意海军的战役。这个战例带来的经验如横阵、舰首设计、冲角撞击等瞬间风靡欧洲海军界。

但问题在于，这次获胜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因素，而在于对方意大利舰队司令官的愚蠢。慢速的奥舰队之所以能截断速度更快的意舰队，是因为意大利舰队机动到一半时舰队司令临时停船更换旗舰，这一停将意大利舰队完整的纵队分成两半，奥舰乘机冲进意舰队。如果没有这愚蠢的一停，意大利舰队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发挥速度优势，奥舰队本没有机会对意舰队进行切割。

因此，建立在对海战过程并不完全了解而得出的虚假的“经验”自然无法引领海军发展的方向。而所谓“利萨海战”带来的经验，也不是一概而论的。诸条经验中使用冲角这条流行时间较长，直至十九世纪末，大量的军舰上还装备冲角。而对于横阵和舰首对敌，很快就受到怀疑最终被各国海军放弃，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连利萨海战的获胜方奥地利，都认为横阵不能再用了，而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留洋的北洋水师将校们，对此似乎一无所知，直到九十年代还抱着早已经成为古董的就战术旧理论不放。

本来，在那个海军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理论和战术的出现和被淘汰都是正常现象，一支成熟的近代化海军，对此必然能保证足够的信息敏感和随之不断进化改变自身原有观念的能力。而我们在北洋水师将校身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些能力，反倒是从前学过什么就食古不化，一辈子抱着不在改变。

综合来说，北洋水师从组建、舰艇的购买直到成军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近代海军的样子。只是在清朝大兴海防时，李鸿章等洋务派就这最时新的军舰买一批，再派一批人去学一下同时期西洋海军的皮毛知识，满足于有一只看起来先进的舰队就此完事。至于所选舰船是否符合海军发展的方向，所购军舰各有何特点，应怎样扬长避短，所学技战术是否很快需要更新，这些都不予考虑。从上到下对海军技战术的发展变化并不热心，就更不要提深入理解什么是海军以及大清朝当时需要怎样的海军以及海军发展的脉络方向了。脑子里剩下的，只有买买买。

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与李鸿章练他的团练武装——淮军是一脉相承的。购买西方先进武器，聘请西方教习训练，派人去欧洲学习陆军技战术。淮军如是，北洋水师不外如是。

福建船政学堂教育出的学员素质恶劣

北洋水师的舰长们，绝大多数是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的前几届毕业生。福建船政学堂在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但实际上，其办学水准十分有限，因此教出来的学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李鸿章本人对这批学院素质之劣还是心理有数的，他曾在与船政大臣黎兆棠的书信中称：“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唯一聊以自慰的是这批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已经是“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了，矮子里面拔将军尚且如此，当时清朝一批水师学堂培养的“海军人才”水平几何不难想象。

福建船政学堂主办者及管理者中，并无一人懂海军，就更不要说知道如何开展海军教育了。而他们延聘的外籍教师，水准也极有限。学堂开设的课程，仅有英文、算法、驾驶、测算、枪炮操法5科，连海军入门课程也算不上，培养出的学生，也只能有舰船和枪炮的操作能力。至于海战必须的战术素养和指挥作战能力，那是根本没有的。

更严重的是该校数十年不开设体育课，也缺乏军事操演等项目的日常训练。史载平时“学生极少展开体育活动，提倡课余时间填词吟诗，组织诗社”。1894年，英国海军军官寿尔访问船政学堂后的评价居然是：

“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来说，在佛龛里被供着，要比在海上警戒，更适合他们。”

学生在校，并非以近代化海军所需的近代化军人要求自己，而仍以“儒生”自居，以“做官”为人生目标。所以，寿尔看到：这些学生在练习舰上实习时，“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连常规的爬桅杆训练也不愿意做。这种现象在留英的中国学院身上显现得很明显。严复回忆在英国时：教官令学员“筑垒”比赛，以一点钟为限，“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

1877年春，清廷自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一、二届毕业生中，选出12人作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启程赴英留学，拟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限期三年。计有：刘步蟾、林泰曾、严复、萨镇冰、方伯谦、叶祖珪、林永升、林颖启、黄建勋、蒋超英、何心川、江懋祉。这12人归国后，李鸿章选用了前9人，均担任舰长要职。余下三人，也终生就职于水师。

但这群“留学生”中，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抵英后未敢参加格林威治学院的入学考试，仅以上舰实习了结留洋学业；黄建勋、林颖启、江懋祉三人，参加入学考试失败，也仅以上舰实习了结学业；剩余六人通过入学考试后进入格林威治学院并顺利毕业，严复更留校深造。

但留学生之监督官李凤苞向朝廷奏报总成绩时，其高低排序却是：甲等：刘步蟾、林泰曾、严复、蒋超英；乙等：萨镇冰、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丙等：林永升、林颖启、江懋祉、黄建勋。--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连入学考试都未曾参加，居然能名列甲等（所谓上舰实习，按当日英国海军的规定，只可眼观，不能直接承担工作；何况刘步蟾实习期间还病了几个月），顺利毕业的林永升居然落入了末等。

李鸿章对这份成绩表照单全收。刘步蟾、林泰曾日后竟成为北洋海军掌控实权的左、右翼总兵，严复则被委以执掌天津水师学堂。

而他们的能力与素质，最终在大东沟海战上现出本来面目。

海战之初北洋水师展开阵势之后，到海战结束，便不再见有组织有调度的阵型变换和战术机动。相比日舰队的第一游击支队和本队不断利用航速优势围着北洋水师做战术机动绕击，北洋水师在实际指挥者刘步蟾的指挥下阵型散乱地挤在一处，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最终除两艘铁甲舰之外的各巡洋舰纷纷夺路而逃脱离战场，还被日军第一游击舰队追杀不止。这整个过程中完全看不到刘步蟾有什么实际指挥。

左翼总兵林泰曾，则干脆在战事开始后全盘撒手。据帮办“镇远”舰、亲身参与黄海之战的美国军官马吉芬披露，该舰当时一直由副管驾杨用霖指挥，林曾泰没有出现在应在的岗位，事实上，中方将官也留下了相似材料，“大东沟之役，林惊慌失措”，饮酒大醉卧于指挥台下，“一切调度进退指挥，皆公（杨用霖）一人耳。”

刘、林二人的表现充分说明了北洋水师人员的恶劣，其本身不学无术，故临敌无法可想，一者惊慌失措，无计可施，一者大醉不起，撒手不管。

但二人极擅做官，既能使李凤苞为其粉饰留学成绩，又能在北洋舰队内部结成“福建帮”，一方面抵制提督丁汝昌，另一方面驱走英国教官、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这就是他们最擅长的本事了。从他们身上，实在看不出一丝近代海军军官的影子。

北洋水师荒唐的用人制度

而北洋水师的制度也为这些官僚大开绿灯。

日本海军的制度，留洋学员归来后，要先从中低层军官做起，逐渐上升。而官职上升的途中要间杂陆上舰上职务，只有合适在军舰上服役的学员，才能继续在通往战斗舰艇舰长位置的道路上攀升。如日海军名将东乡平八郎，在留学归来后开始也只是做了低级军官：从见习士官转为海军中尉。他用了整整13年时间才在甲午战争前担任了防护巡洋舰“浪速”号的舰长。而他那一届留洋的十五名学员中，只有东乡等两人得以升至战斗舰艇舰长的职务。长期的底层中层经验为他们的舰长任职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是世界各国海军用人的常例。

北洋水师的情况正好相反，留洋学员一俟留洋归来，归国之后直接出任主力战斗舰的舰长，并且长期担任，并不调职，直至在甲午战争中战死或自杀。作为北洋水师主力的七艘进口“远”字号军舰中，除了“致远”舰舰长邓世昌外，其余六舰均为第一届留洋学员直接担任舰长并始终任职。如此僵化固定的用人规定，与世界各国海军均格格不入，倒是与淮军的营制相吻合：淮军中各营的主将也确实是直接组营并长期任职，没有及特殊情况不予更换的。由以上诸项的观之，北洋水师不过是淮军的海军版——海上团练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