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在战术上远没进入近代

由于缺乏正规的近代军事教育，在战术的运用上，清军往往墨守成规、机械呆板，缺乏起码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清军缺乏合格的指挥官，指挥军队之权仍操诸行伍出身的旧军官之手。他们囿于国内战争的老经验，因循守旧，不懂新的军事科学。正如袁世凯所说，他们每“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击发捻’旧法御强敌，故得力者不可数睹耳”。

他们不懂新的军事科学，因循守旧，不愿丢开已经习惯了的旧方法和老经验。在进攻中，他们不重视散兵队形，仍沿袭冷兵器时代集团冲锋的方法，一拥而上，且往往“从一千公尺以外的远距离开始射击”。

日军则以密集火力在近距离猛烈射击，给清军以重大杀伤。在战斗开始时就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大量杀伤。这是清军伤亡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防守时，他们只注意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即使正面也无纵深兵力和火力配备。

日军只要避开正面火力，从侧翼出击，即可迫使清军全线崩溃。“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的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怎样防御自己”。

他们将火炮配属于各部队，不能集中使用，分散火力。而“倭炮不拘多寡，用则一处齐发”。他们也不懂步炮协同作战的原理，炮兵阵地总是选择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

因此，火炮成为显著的目标，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屡次被日本炮兵破坏”。

与清军往往是刚一遇敌，即把全力投入战场相反，日军用兵之法，常是以小队先行尝试。待清军力疲，日军即以大队继进。在进攻过程中，日军三二百人或百十人组成一队，各队分散进攻。进则统一出击，退则分别撤离，即使三二百人全军覆没也无伤大局。

这样的事例，在平壤保卫战、鸭绿江防卫战、威海卫保卫战中是屡见不鲜的。清军战术呆板的事例还有不少。

所以，有的西方史学家认为：“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

清军的基本素质也离近代军队有较大距离

一些清军将领十分腐败，如驻荣城一带的“河防营”，已听到隆隆炮声，仍在吞云吐雾，猛吸鸦片。守南帮炮台的刘超佩，平时滥施刑罚，残酷迫害士兵，战时，敌未至只身先逃；戴宗赛扣压军晌，造成全军溃散，军队纪律也极坏。湘军说淮军“兵勇到处骚扰，民间畏之甚于楼寇”，说“马金叙让海城之寇，而自劫牛庄及左右村屯，为之一空，人人切齿。”其实湘军也和淮军一样，“毫无纪律”。

如果说在一些具体战斗中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清军寡不敌众，可是宋庆率7000人反攻1000日军防守的金州，竟然以失败告终；如果说大清军队弹药不足、武器不如人，可是大连湾配备可旋转360度的先进火炮，弹药堆积如山，有些大炮还没有启封，日本人认为有一个连的士兵足可以抵挡一个师团。

可是清军只是象征性的放了两炮，大连湾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易落敌手；如果说后勤保障跟不上，那么日军异国作战，后勤供应难道会比本土作战、家门口拒敌的大清国军队更容易？

日军曾多次在即将断粮的情况下战胜占优势兵力的清军！这样一支素质极差的军队，与训练严整的日军对抗，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兵种上清军和日军比不仅单调而且配置不全

清军兵种有步、骑、炮三种，具体对每个“营”来说，步、骑、炮配置是不一样的，没有统一标准，有的营几乎都是步兵，有的营按要求配备了炮骑兵，但人数很少。

日军兵种有步、骑、炮、辎重、工兵等，其中炮又分野战炮、重炮、要塞炮兵等。一旦战起，分工作战各司其职，发挥特长，减少了不必要的物质损耗和人力伤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战争时日本已将辎重兵，工兵作为独立的兵种，直接配置在军队里，这是十分科学的，在战争中也确实发挥了它的作用。对于近代战争来说，辎重兵的后勤保障十分重要，日军已充分认识到这点，所以日军军队中辎重兵的人数比例很高，在野战师团中占近1/10。

清军中没有正规编制的辎重兵，它的后勤工作，战前由地方完成，战中由作战士兵自己完成。对前者来说这势必造成后勤和军事行动脱节，贻误战机；对后者来说势必影响士兵作战力的发挥。

事情正是如此，在清军防守辽东时就出现了由“辽阳城民多逃，（以使）雇车无一辆，运物极难”的情况，旅顺口守卫战中，总兵徐邦道在土城子重挫日军，致使“日兵以是大挫，斩其兵官”并退走，这完全是为“旅顺第一转机”，然而“邦道兵力饥疲己甚……无接应……无行帐，其非回旅顺不能得一炮，道守险要而不能守，乃退，而旅顺乃不可为矣。”

足见清军受制于兵种单调，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清军编制混乱在战场上互不配合

清军的军事编制和兵种与日军相比显得混乱、单调，致使战场上指挥不便和不能发挥诸兵种整体效能。甲午战争期间，清军既有八旗、绿营，又有防军，练军以及湘淮军，几种军队同时存在，他们各有各的组织编制体系。

就全国清军来说，军制五花八门，相当混乱。一旦两军共同作战，由于军制不同，不能统一指挥，时常调度不奏效，配合不得力。相反日军军制先进科学，适于近代战争。

明治政府刚建立时其军来自各藩的旧军队，编制也是十分庞杂，其后日本进行了改革，到80年代，建立了“师团—旅团—联队”建制。师团是战略基本单位，人数在万人以上。

它的特点是组织严密，层次分明，指挥系统高效率。由于战略单位“师团”人数超过了清防军战略单位“营”的人数，所以往往容易集中兵力，密切配合统一行动。

在整个战争中清军编制的落后与混乱带来了战役的失败。

如鸭绿江防守战中，清守军宋庆与依克唐阿共守防线，名义上宋庆奉命统率诸军，但能听从调度的就只有自己身边的“毅军”各营，而“新募之伍，集不以时，其他军之征调者，相与徘徊观望，不肯出关，即关外从征之师，或瞻循依违，败不相救”。

由于各部属于不同的系统，所以作为一个整体的防线就没有一个驾御诸军之上的指挥系统来有效指挥防线上的各军。导致战斗开始后各部互不照应互不配合，依克唐阿一战即溃，宋庆不得不独立支撑。

又如旅顺失陷前，清军凡30余营，“六统领不相系属”，“诸将互观望，莫利前击敌”，“不拒险，不互援，致以北洋屏障拱手让人”，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日军进攻金州时，在大连防守的总兵徐邦道要求联合各营进守金州，可“诸将各不相统，莫应之”，由此导致清军被日军各个击破，逐一歼灭。纵有湘军老帅刘坤一前往压阵，也是回天乏术了。

难怪黄遵宪击节悲歌：“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

清军部队腐败不能发挥武器优势

在战斗中，清军充分体现了部队腐败，士气低落，缺乏训练，遇敌辄溃，不能发挥武器应有的效用。

清军自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承平日久，弊端丛生，“兵则半属空名，操则虚应故事”，只剩下空架子，已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淮军是参战清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但除聂士成、徐邦道等少量部队外，其他各部均无像样的战绩可言。正如时人指出：“淮军万不可用也，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其亲戚，即其子弟，均未经战阵之人。补伍皆以贿成，扣响早怀积怨……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一经战队，官则惊惶失措，勇则四散奔逃”。至于其他各省部队的腐败程度，与淮军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的部队，即使装备了先进武器，发挥不了武器应有的作用。

以平壤战役为例，是役参战部队每门炮自带炮弹50颗，每枝枪自带子弹150发，以后又由国内运去炮弹2400颗，格林炮50000颗，子弹50万发。

而以9月15日战斗为主的一天多战斗中。仅5000人的盛军就消耗子弹75万发，炮弹2800余发，致使平壤清军的库存弹药不够再支撑一天同样强度的战斗，其火力不能说不强。但炮兵“炮准甚疏”，步兵射击的命中率也极低，每人发射子弹达三、四百发，可是全战役仅击毙日军180人。

在以后的战争中，清军几乎每战动辄就是每枪发射子弹数百发。而日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其派往海外的士兵每人平均只使用子弹8发。相形之下，可见清军战斗力之低，先进的连发步枪成了高级的鞭炮!

万国牌武器虽先进但后勤压力极大

湘淮集团兴起，形成督抚专政的局面，给甲午战争的后勤带来了很大的不利。

清军装备均是省自为政，各行其是，因此，各省参战部队的枪炮品种、型号极不一致，参差不齐。各省所购之武器，分别来自德、英、法、美、奥、比等国，据说进口枪炮的型号可达三、四十种。

国产武器也由于军工企业分别隶属不同的集团，存在着种种差别。以致“弹药参差，不能互相济用”，给战争中的弹药补充和火器配备造成极大的困难。

“无论怎样有效率，怎样称职的辐重队，也决不能为队伍所带七拼八凑的杂牌武器配备合用的弹药”。更何况清军根本没有适应近代战争的后勤保障机构，这就在战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

安徽虞生朱照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这种混乱状况的总结：“夫枪炮一种有一种之弹药，即一种有一种施放之法。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松或紧，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此炮之弹，或误入他炮，则必不能开放”。各种枪械“临阵时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辨认，而仓卒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伙，即营官、哨弃尚有不能尽识者哉？”。

国产货粗制滥造官兵保管不当

清军使用的枪炮在质量上参差不齐，种类交混已经使情况趋于复杂化。而国产武器的粗制滥造、官兵对武器的不善保管，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国产武器中，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林明敦中针兵枪多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未肯领用”。以后改造快利枪，也因技术、设备落后，“未能过求精致。”金陵机器局生产的大炮竟多次发生炸膛事故。

进口武器固然性能较国产者优越，但由于经办人员的营私舞弊和外国商人的有意欺蒙，也有不少是“陈年之存货而诡为新制者”，以致“价多浮冒，物不精良”。

清军对武器弹药的不善保管，也使优良枪炮的性能大大打了折扣。平壤守军的“克虏伯优质大炮竟锈得大部分连炮拴都拉不开”。刘坤一驻扎山海关时，“自天津运往山海关机器炮四十尊，有弹十万枚，由火车运送到关，堆积沙土中，阅数十日，无人收管。经德国某教习前往查看，谓子药全行潮湿，不堪应用”。

清军大量临阵招募新兵使战斗力更加恶化

大量人员伤亡使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招募新兵，扩充部队，希图以数量上的优势取胜，结果却导致了参战人员素质更趋低劣。

由于清军战斗减员众多，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招募新兵，扩充部队，希图以数量上的优势取胜，这样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来由于扩充部队太多，加之后勤保障体制落后，导致武器供应跟不上，以致他们使用的军械从大刀长矛到来复枪，各不相同。“新招募之兵，多负戈矛，无火器”。

据日本参谋本部掌握的情况，当时中国动员的部队中，只有3／5的士兵装备了近代武器，余者只扛着大刀长矛。如宋庆拟新招新军30营，而天津军械局仅拨到枪枝600杆，尽管战场情况紧急，却无法“调令出关作战”。再如前述吴大澂部23营零3哨，出兵之初仅有4600枝枪等，均是典型事例。

二来新募士兵的素质和战斗技术比老兵更差。这些临时招募来的士兵“一部分是田间的农夫，一部分则是流氓乞丐之类。” 而且这些士兵大多是为“食饷给而应募的”。应募以后的训练，“不过是穿上一身耀目的军装，领得一支来福枪，或者，再受欢迎的，一支抬枪而已。”

有人指出：“近来新募之兵，急于成军，往往未暇精选……类多募自近处，杂以市井之人，窳惰性成，其拔队起行之时，至有涕泣不愿去者”。在出征以前，这些新兵往往只经过了一两个星期的训练，难怪连洋人也要感叹：“来复枪放在一群不知枪炮为何物的人手里，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来充分地教导他们。”

尤为糟糕的是，由于战况紧急，新募部队往往并不操练即开赴前线。如旅顺口守兵12000余人，其中9000余人为新军，成军末几，即遇战事，“总未得空操过一日”。到了后来，甚至“新募勇队连枪炮尚未见过”，即准备向前线开拔。以素质极差之市井之徒，仓促成军，未经训练，“猝给一枪，强之管炮，且不知施放，惶言命中？”

这样的部队，自然更不能发挥武器应有的作用。

到战争末期败局已定之际，有识之士对此作过不少沉痛的总结，如李本方致函徐邦道说：“查其致此之由，皆因将不得人，兵不娴器。以极贵极精之枪炮，付诸毫未练习之勇丁，仓卒临敌，手忙足乱，或出队而错带弹子，或临时而忘记用法，乘以强敌，不奔何待？中国之论兵事者，人人皆曰枪炮不精，船械不利，众寡不敌，吾独谓所以致败之故，不系乎此。”

痛定思痛，李氏斯言，可谓一针见血……我们不难想象，越来越多地充斥着这些乌合之众的清军，战斗力必然愈战愈低、每况愈下！

清军大量丢弃武器使双方火力逆转

除了大量新兵仓促上阵，先进武器的大量丢弃也使双方的战力急剧变化。

清军每次溃退，均“尽弃军实走，器械尽失”，这不仅削弱了自己装备的总体实力，而且反过来大大加强了日军的装备。据日方统计，日军仅在牙山、平壤、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大连湾、旅顺口等地，一共缴获大炮607门，枪7394枝，炮弹267.17余万发，子弹7745.8万发。而在甲午战争全过程中，日军仅仅消耗子弹124.18万发，炮弹34090发。

李鸿章曾哀叹，淮军遗弃大炮，“令我寒心，再发再弃，当如之何!”。而日军则将缴获的武器（特别是大炮）投入战斗，大大加强了火力。

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田庄台之战，是役，“我海盖间历战所失行营大小炮无虑百尊，尽为楼人攻具，列辽河南岸，数倍我炮”。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清军势不能支，“乃大溃西奔”。类似的事例还有旅顺口之战、威海卫之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