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农业生产率的差距

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最直接的原因的话，那就是日本的农业生产率远高于清朝中国。

高到了什么程度？当日本农民交掉了高出数倍的赋税之后，他们剩下的部分比清朝农民还没有交税前的总收入都高。

以甲午战争之前的1887年为例,中国的人口为4. 015亿,另据估计,20世纪初中国非农业人口也仅占总人口的8%。因此, 1887年中国的农业人口至少为3.693 8亿,而当年农业产值为22.30亿两,平均每个农业人口产值为6. 077两。当年全国实际征收的土地税约0.7亿两,平均每个农业人口负担约0.179 5两。

也就是说，扣去负担之后，平均每个清朝农民剩余的部分是约5.9两。

而1887年日本全国人口为3 870万,农业人口的比重是77.95%,即农业人口为3 017万。按农业产值2.37亿两计,则农业人口人均产值为7.88两,人均承担赋税1. 67两。

扣去负担之后，每个日本农民的剩余产值是6.21两。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数字已经比清朝农民没交税前的原始收入6.07两高了。

别人交完重税比你没交税还有钱，社会自然比你稳定。

日本农业生产率领先有自身原因

但这不是暂时现象，日本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出现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主要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增加。

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增加，日本的粮食产量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有了大幅度增长，增长幅度达到14％以上，到十九世纪初则增长了24％以上。由于贡租率没有增长，增长了的粮食都留在了农民手中，从而使农民手中出现了剩余。这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能够快速迈入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基础。

由此可知,日本农业人均产值约为中国的1.23倍,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这就为承受较重的赋税负担创造了条件。

清朝农业的困顿

甲午战争前后的清朝，农业已经陷入了一种困顿的境地。据海关报告记载，即使在中国通商口岸地区，古老的耕作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复种轮作没什么创新，农民普遍使用的仍是浪费体力的古老农具，农民依旧依靠传统农家肥。

改良种子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名无实，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和新品种的采用等新因素所起作用微不足道。农作物产量从总体上讲，部分年份和一定区域有所增加，但单位亩产量总的来看并未提高，与鸦片战争前夕的亩产量相比，还有一定的下降，这可能与战争和灾荒较多有关。

这种发展迟缓的农业注定不能支撑农民的富裕。

日本维新政府劝农政策的成效

相比之下在19世纪，日本的粮食亩产量要高于其他所有亚洲国家。而且从幕府时代到明治维新后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增长。

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大力推行“劝农政策”,促进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明治政府基本上直接学习、引进西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由于片面照搬,脱离日本国情,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以失败而告终。

到1880年,日本转而重视本国传统的农业经营方法和经验,创造出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生产方法和技术——“明治农法”：

(1)改革耕作制度,鼓励使用牛马等畜力代替人力。到1905年用牛马畜力犁耕地的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43.7%,1913年达到48%。

(2)改进农业工具,并由此形成两种系统的农业地区。短犁马耕法流行于九州北部、东北和关东一带,长犁牛耕法则在近畿、濑户内海地区普遍使用。

(3)品种改良。通过选种、育种,培植出一些耐寒、抗病和抗药性较好且产量较高的水稻良种,如1877年由兵库县老农(精通传统技术的农业专家)培育的“雄町”、“神力”、“旭”和1893年由山形县老农培育的“龟之尾”、“爱国”等品种,以西日本和东日本为中心进行推广。

(4)改良肥料。以往农家主要使用传统的农家肥,这时开始大量使用商品肥料。

日本农业对西方技术的吸收

特别是注意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

当明治政府派出的老农向民众推广包含近代科学知识的农业技术时，如明治20年代,老农船津传次平在1888年举行的讲演中,向农民解释说:氮“富于使茎叶茂盛的养分”,磷“富于组织茎家的养分”,碳酸钾多含组织根茎力表皮的养分。

在新泻县进行的演讲中说:“作物施用有机物多的肥料则叶茎长得茂盛,(中略)这是因为它们是多含氮的肥料”。

另外,船津在讲演中又是引用在驹场农业学校和东京农林学校进行的实验结果,又是使用“遗传”、“细菌”等专业术语。

这一切，保证了日本农业在明知时期以五年10%的速度持续增长。

而与此同时的中国，农民对于近代农业科技根本一无所知。

直到20世纪2、30年代，中国的水稻亩产量才勉强超过明治时期的日本。

因此，出现日本农业人均产值约为中国的1.23倍的情况可谓顺理成章。而在上次我们就已经提到甲午战争时中日均以国内农业收入为最大财源，日本的优势可想而知。

英国民众的负担比日本还高多倍

日本农业的发达只是日本民众能承受高赋税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细究起来，击败清朝的近代化发达国家，民众税负远高于清朝百姓并非只有日本一个个例。更为夸张的是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国。

1874 年，英国人均财政支出是中国的 261.07 倍。这正是英国的人均财政收入和综合国力已大大高于清朝的体现。与这一比例相比，日本民众承受的负担并不是最突出的。

公债在其中的作用

这里面有公债的因素。英国收入的绝大部分是通共公债获得。惊人的261倍中，公债的收入占90%以上。

英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成功地将纳税者变为投资者或股东，去成立新的公司，去远洋进行军事扩张，让国民承担更多的经营风险，去分享更大的利益。

所以说，国债制度最大的创新，就是把一部分税收变成了国民投资，变成了政府对国民的负债，从而使政府的行为受到了投资者的约束。

相比之下，日本利用公债获得政府收入的规模比英国小得多，当相对于清朝，也是足以令大清户部瞠目结舌了。

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日本的国民国家化是主要原因

真正的问题出在社会的变革上。

井上清说过:“我们日本民族,和以它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体,即日本国民.,也是在打破封建的过程中才形成的。”

明治政府通过版籍奉还和五条誓文,实现天皇亲政,完成了日本国家政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通过废藩置县,实现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与万国对峙之基础;通过设立公议制度,扩大国家统治基础的规模,奠定了国家政治的制度化基础。 而这一切，让日本走上了近代国民国家化的道路。

在这些变化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立宪政治。缔造了一个民选国会,承认人民的参政权和决定国家预算时的发言权。议会的开设,容纳社会各主要阶层参与政府,这就使得国家权力由少数人垄断开始向由社会主要阶级掌握的方向发展。

民选国会的职权不只是个咨询机关。从后来的情况看,国会更关键的权力,是具有国家年度预算的否决权。在政府花费不断增加的时况下,这种规定使得日本政府对议员的要求不得不有所让步。

比如小商人负担各种地方税及国税,但只有义务无权利,在国会开设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完全没有投票资格。宪法颁布后,他们不断发动抗税行动，最终获得了投票权。

地方自治与日本社会的稳定

在地方上，1880年完成的“三新法”规定,地方区划在府县下面设郡、区、町、村;三府五港及人民集中地区,可分为一区或数区,其他全部划分为郡,郡下设町和村;区设区长,郡设郡长,町和村设户长,户长由群众选举产生;区町村设区町村会,议决区町公共事项费用;府县会由各郡区选举五名以上议员组成,凡年满20岁以上男子,有本府县籍贯,年纳地租十日元以上者都有选举权等等。从这中间,可以看到由官治制向自治制发展的大飞跃。

町村会获得了町村的最高议决机关的资格,预算编成权、争议决定权、选举执行权、行政监察权、意见提出权等都比原来更广泛,而且也赋予了市町村以公法人格,促进了市町村财政的近代化,是日本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德富苏峰称,“市町村制度的实施将给政治运动带来极大变化”,“其变化实吾人生平所希望的所谓平民主义的变化——国民参与国政”。

换言之，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民众得意广泛参与大到国家政治，小到身边的的地区事务的权利。就是对于自己所缴纳的税款，在预算、执行、使用的各个环节上，也获得了监督、牵制甚至部分的决定权。虽然承受了较重的赋税，但同时也部分获得了参与和影响国家与地方政治与事务的权利。这恐怕才是日本民众在高赋税下还能保持社会稳定的原因。

清朝还停留在中世纪的臣民国家

相比之下，清朝百姓还处于中世纪的臣民国家中，他们没有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利,只有纳税、供养官家的义务,只能服从和效忠于君主和朝廷。

他们总是牺牲者、被压迫者、被剥夺者。因此,臣民对国家必然是疏远、冷漠的心态。历来的朝代更迭,于己而言,只有主子残暴与贤明的区别,臣民的身份是不变的。

王朝的兴衰沉浮,只是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与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多大联系。他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只会消极服从,不会积极参与。

这也说明了为何清朝百姓税赋远低于日本，却还弥漫着不稳定因素：纳税只有义务，国家与社会都与己无关，那么，哪怕多从自己头上收走一点，都足以激起十足的仇怨。

甲午战争是怎样的战争

换言之，甲午战争的背后是走向近代化国民国家的日本与停留在中世纪臣民国家的清朝之间的决斗。

日本的明治维新走向近代国家，解决了两大问题,第一是国家亟需实际一套新的政府形式,以便有效地管理国民,使每一个公民,都能直接受到政府的管辖和监督;第二是公民效忠问题,即人民对国家即统治体系的认同问题。国家越来越仰仗一般民众的支持,国家必须建立新的公民效忠形式。

日本的国民国家化推动了近代国民的铸造,锻炼了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及承担国事的行政能力,也培养其爱国心、独立性和名誉心,增强了对国家的责任感。

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去地域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奴仆化”,将分散的藩民整合成为一起应对外敌的“统一国民”。

日本人对此的认识非常清晰

而相形之下，清朝却还处在一盘散沙的臣民国家状态中。对此当时的日本人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在他们看来“日本兵为旗而战,支那兵为钱而战。何谓为旗而战?为钱而战?军旗是表彰其国之军队的,为它而战便是为国而战。金钱是肥自身的,为它而战便成为为私营而战者,这样,我军队是作为国民而战之人,支那兵则是作为赚钱而战之人,一个是以军队以上之思想勇敢迎敌,一个是以军队以下之思想面临战斗,支那兵在无形之战斗中已经成为败者,我军队成为胜者之原因不己经清楚了吗?”

并直白的指出“故日清战争从一个侧面来观察的话,是日清两国国民观念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