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期初全面西化

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将“富国强兵”作为国家建设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出于对世界大势的认识,积极推行“文明开化”的近代化政策。

在明治新政府的指导层中,一般都具有这样的认识：西方文明优于日本文明,要想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必须大力学习、移植西方的文物制度。

木户孝允在视察欧美之后说：“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因此,为使日本进步发展,早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必须将西方的“开明之风”和法律制度等移植到日本。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也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和科学技术,以“开发人的智慧”,促进“百般事业”的“进步开.至于伊藤博文等人,更积极主张把“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习尚、教育、生产”的“文明风气”移入日本,使日本迅速进入“开明诸国之行列”。

基于这样的认识，明治政府将文明开化作为基本国策，积极导入西方近代思想和学问，大力推行欧化政策。这在明治初期成为文明开化的新风潮。

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近代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宣传,是基于一些普遍性的认识。

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人类的历史即是一个从野蛮到半开化再到文明的进化过程;现在的西方已达到了文明阶段,而日本仍处于半开化的阶段。因此,要想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将西方文明移植到日本。

在他们那里,全面学习、移植西方文明,不仅不会丧失日本的独立,恰恰相反, 这反而是达到国家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正是从这样的普遍的乐观的认识出发,他们对传统采取了彻底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沿着文明开化、启蒙运动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是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是继承启蒙思想运动,但又比启蒙运动更进一步的运动。

明治维新期的全面西化中隐藏危险

自由民权运动是主张伸张个人的独立自由权利的运动，也是促使人们的物欲解放的运动。同时，自由民权运动还是改革传统社会的运动。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日本社会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及其道德进行了坚决的批判，积极提倡建设新的近代家族道德。

自由民权运动比较彻底地主张人民的自由、权利。因此，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出现了对政府的专制可以行使“抵抗权”、“革命权”的主张和行动。

文明开化、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对日本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都是站在对世界大势、人类普遍性的认识之上,认为要使日本实现独立富强,达到文明之境,必须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将西方文明移植到日本。

这些主张及运动对日本社会、政治以及思考方式、生活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带来了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开放、普遍、合理的一面。

但是这个过程存在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变化并非日本社会的发展自发形成，而是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应激反应。因此文明开化、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也带有浓厚的欧化主义色彩，而与日本传统社会和文化有着相当多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也为后来日本走向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的反转埋下了伏笔。

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造成回归传统压力

伴随着文明开化、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欧化风潮。人们相信,只要抛弃传统,将西方文明移植到日本,使日本完全欧化,就可以实现和保证日本的独立。但是,渐渐地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

自由、权利思想和自主爱国精神的宣扬,本来应该使国家达到统一和独立富强,但实际上却带来了君与臣、官与民的对立。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不仅出现了推翻专制政府的思想,还出现了否定天皇制的言论。这样,人们开始担心,在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之际,欧洲的近代国家观和自主爱国的论理,不仅不会有助于国家的独立,反而会破坏国民的统一。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日本不同于西方现代国家的国家意识与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东方式国家观念。“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在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面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里的链条。”

同时，人们乐观的摄取西方文化,这给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带来了新的变化。但是,在文明开化的运动中出现的忘却和抛弃文化传统的动向,使许多人感到“许多贵重的民族文化遗产”受到了破坏。这样,人们开始担心日本会为了达到独立富强而丧失它的“个性”,西方化所付出的代价是丧失它自身的“根据”。

如日本传统“家”制度的基本特点是重视家的延续,家的存在高于一切;家长高于子女,有着很强的亲权;长子高于其他子女,实行长子继承制;男性高于女性,男尊女卑。虽然这样的家庭形态开始主要存在于武士阶级,但由于武士阶级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以也渐渐在农工商等阶层中普及开来,成为德川时代家庭形态的主要形式。

明治维新后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对旧的“家”制度形成了强烈冲击。出于模仿西方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需要,明治新政府开始着手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平民不仅可以拥有姓氏,还可以自由迁移和选择职业,可以与华、士族通婚,原则上实现了“四民平等”。

随着文明开化的进展和近代教育的普及,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和男女平等的思想传人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激烈的批判。这不仅淡化了家长制对人们的约束,也将新的社会风气带人家庭之中,使旧的家族传统发生动摇。

但是,这样的现象引起了一些顽固保守派的担忧,他们担心传统家族制度的解体会动摇天皇制的基础。

出于上面的反省和担心,于是出现了对文明开化、自由民权运动的欧化主义的反动,这便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十多年日本主流思潮的逆向运动——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

“日本化”最终压倒“西洋化”

随着文明开化运动的深入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在明治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批判自由放任的文明开化政策,强调传统忠孝思想教育的动向。

1879年,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起草《教育大旨》,批判文明开化风潮的流弊为“置忠孝于脑后”,主张要“基于祖宗的典训,专事致力于彰明仁义忠孝”。围绕之产生了元田永孚与伊藤博文的论战,最后元田取得了胜利。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发了《军人敕语》,规定军人必须忠君爱国,绝对服从天皇。1889年2月21日,时任文部大臣的开明官僚森有礼被暴徒作为“乱臣贼子”而诛杀,象征性地表明了传统主义思想对文明开化思想的胜利。

复活和强调传统思想的运动,是针对文明开化的欧化风潮而出现的。为了解决由鼓吹西方近代自由、权利主张和自主爱国的伦理而带来的日本传统社会的崩坏及造成的君民、官民的对立和社会思想的混乱。传统主义者抬出儒家思想作为灵丹妙药,企图以忠君作为爱国的基础,用传统思想来维持社会秩序,以便保证国民的统一和国家的独立。

这种思想虽然有着浓厚的复古、保守色彩,但却是将国民的忠诚聚集于天皇国家,在并有效利用传统的巨大能量的有效工具。传统主义后被吸收于《教育敕语》,成为《教育敕语》的基本精神。

在明治初期曾经的全盘西化浪潮，至此遭到保守派的全面反击,终于，“日本化”压倒了“西洋化”。

鼓吹扩张的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大行其道

19世纪80年代中期,成长于明治年代的青年们中间出现一股保存国粹运动。国粹主义者们虽然对欧化主义采取批判态度,但作为受过文明开化、启蒙思想洗礼的年青人,他们并不全盘否定西方文明.他们所主张的是采用西洋文明要“有助于日本的利益及幸福之实”。他们想用立宪君主政体来达到和加强国民的统一,用保守进步主义来保持和发扬国民的特性。

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将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精华结合起来,创造“新日本”的文明。沿着这一时代精神的潮流,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19世界90年代末,相继颁布了《帝国宪法》(1889)、《教育敕语》(1890)和《明治民法》(1998)。这标志着明治立宪主义天皇制国家体制的确立,也标志着明治时代将西方文明与日本的传统文明结合起来的努力告一段落。

而随着这一逆向思潮的发动，原来的启蒙思想家们纷纷转向,开始公然主张国家主义和对外侵略主义。他们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后,更发展于“国家有机体论”基础上的国家主义,提倡侵略战争。另外,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前后,政府的教育政策也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方向。1886年,政府颁布“学校令”,开始推进以帝国大学为顶点的国家本位的教育,系统地灌输国家主义思想。

这一过程中被鼓吹的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虽然在主张和侧重点上不同,但却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国家主义的着眼点虽然在于外部。但也有着把国民的视线引向国外、缓和国内斗争的用意。而且,要向外扩张,也必须有安定的国内秩序和国民对政府的同心协力,而这恰恰是传统道德能发挥作用的领域。

传统主义的着眼点虽在于国内的秩序和风习,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伸张国权。而且,国家主义的对外扩张的胜利,也会带来国内秩序和道德的强化。

传统主义、国家主义在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利用国民的传统感情和忠诚心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这种非合理主义的东西一旦并不用来走向现代化，且无法对其加以规范和制约时,就会带来巨大灾难。上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确立法西斯体制、步入战争泥潭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一点。

走向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天皇制国家建立

那么，这一反转是如何实现的呢？

明治政府通过对欧美国家的考察，认识到必须建设国民国家。所谓国民国家，显然仅仅是中央集权还不够，还必须把国民组织到国家之内，让全体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为国家贡献力量，如承担兵役义务等。

这一过程中，天皇作为日本建设统一近代国家的最有效手段，其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威也得到了充分的强化和利用。此间政府适时地提出了“一君万民”的口号，一方面加强天皇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权威，最大限度地强化天皇的政治权力；与此同时，力求形成“一君”之下的统治对象“万民”。通过政府之手，有意识地将天皇的诞生与日本国家的产生视为密不可分的一体，或者说有目的地规定为同一个开始。

政府还实行义务教育制，普及初等教育，在学校教育中教授国史，向学生灌输国家和天皇观念。1890年10月30日政府颁布了《教育敕语》，以培养人们“尊王爱国的志气”。“尊王”与“爱国”被人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日本人国体观念中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这些手段，天皇除已拥有的政治权力外，又增添了影响、干涉、甚至决定国民价值观念的权力。天皇借国家之手，对国民生活开始发挥其现实政治影响作用；而国家也同样借天皇之名义，把政治权力的作用扩展到政治现实势力范围之外。国家与天皇这两者的结合，从此被认为是存在于日本人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永恒。

天皇制以握有绝对权力的天皇为顶峰，由行政官僚和军事官僚以天皇名义行使统治权，以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使臣民对天皇忠诚，由此使国家统一，天皇制就是这种靠制度和意识形态来支撑的庞大建筑。日本以此建立了一个特异的国体。

日本特异的国体也导致了当时日本人特殊的国家观念。

在欧洲近代国家中，国家与社会是彼此独立的。典型的近代市民国家中，经常可以看到国家权力与人民的权力即市民权相对抗的关系。对抗与不断斗争的结果，市民甚至可以采用暴力手段来解体国家。但是在日本，类似的状态从来没有存在过。国家在民众自身与天皇及国家的“一体”想象中统一成一个整体，对国家的批判也就是批判了社会全体。因此，这种批判必然是无效的。

借由天皇制国家的构建完成，国家主义在日本慢慢成为一种通过灌输抽象的国家概念和“爱国精神”，维护上层统治集团利益的思潮。这种思潮宣扬国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主张强化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宣扬“国家至上”，要求绝对地服从和忠于统治阶级的国家；它作为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甚至宣传民族有优有劣，鼓吹优等民族有统治劣等民族的权力，煽动民族仇恨等，演变成极端国家主义体制，最终成为反动的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

近代日本没有发展到西方近代社会民权战胜王权的阶段，而相反，以日本还以停留在中古的传统社会结构为基础，用近代行政和技术手段加以编织调整，以天皇作为权力顶端，建立了极端国家主义体制，将日本推向了自由民主的反面。

从本质上来说，这一国家体制,虽然从外表看也有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但其基础仍是传统共同体主义的天皇制、家族制度和价值观念。这种将西方近代的东西和日本传统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二重结构体制,即是日本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欧洲的方式迅速实现近代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也导致日后的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

甲午战争为日本走上天皇制国家道路添最后一砖

但是，天皇的政治权威被国家以政治形式确立之后，并不是从其开始就得到了人民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真正响应。因为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幕藩时代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人民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除少数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的人之外，多数人尚没有萌发自觉的政治要求。所谓的国家主义在当时的日本，只是为了对付欧美的冲击而完成了形成独立主体的民族革命。

与国家和国民的形成相应的，是日本人的国家观念通过对外侵略战争而被强化，同时天皇的权威也通过对外侵略战争逐渐巩固提高。

尽管明治政府通过种种政治法律手段竭力使国民接受国家的管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人民对明治政府的态度并不如政府所期望。因为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百姓尚没有完全接受新政府，尤其是在这场变革中没有直接得到利益的那些人对新政府甚至是持有反对态度的。“日清战争前，周围到处弥漫着反对明治新政府的气氛。” 显然，中日甲午战争是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契机。任何团体和组织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往往都可以把内部分散甚至对立的力量集合起来。

对外战争的胜利，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国家主义的现实功效性，对日本近代国家的初期发展无异于注射了一针“兴奋剂”。明治维新的目标既然是“富国强兵”，就是想通过近代国家的建设达到与资本主义列强齐头并进的状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形成了日本近代天皇国家体制，而“兵强国富”的最好证明自然是通过与其它强大国家面对面的较量来完成了。

至于这场较量是否侵犯了其它国家的权利，是否符合正义性道德的要求，这样的思考都被人为地“忽略”了。并且，对外战争的胜利更证明了日本式国家主义的有效性。天皇权威之下可以集全国之力战胜看似仍然强壮的大清王朝，自然证明了天皇无与伦比的力量。这样，对外打开帝国主义之路的中日甲午战争，对内也提高了天皇的权威，日本国民在天皇之下团结起来了。与此同时，也就接受了天皇“臣民”的地位安排。

这个意义上，甲午战争的胜利，帮助日本在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对近代化挑战的不适是清日双方共同的问题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从上层到民众都急切地吸收来自西方现代化的成果，从而使日本的近代变得“早熟”和“速成”。在这样的过程中，日本国家的发展也显然是按照非正常程序前行的“畸形”发展，最终借助甲午战争，完成了通往军国主义的极端国家主义政权的构建。

相对于始终无法放掉天朝上国心态而导致近代化进程屡屡受阻的清朝来说，在面对近代化挑战时，日本表现出另一种可能顽固程度不遑多让的近代化阻碍。

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明治维新，文明开化在文化、技术甚至制度上全面快速学习已经走进近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而实际上，如上文所述，“速成”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尚未适应近代化的要求并作出自发改变，而“速成”又急需有效社会动员迸发出的力量。于是加强皇权专制成为唯一的选择。日本很怪异的形成了用落后的中古思想和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快速”近代化。形成了一具用近代皮肤、肌肉和神经包裹着古代大脑和骨头的怪异躯体。

而从贯穿维新前后的“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口号到反“西洋化”的东方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回潮，直到畸形的军国主义道路形成。我们还能管窥到日本在“西化”外表之下骨子里那种对自身文化的自负，与清朝的天朝上国比，其根深蒂固程度并不逊色。

归根结底，终究是因为这还是传统东方文明遭遇近代化挑战后如出一辙的应激反应。对于并非从自身社会中自然演化出来的近代化需求，中日两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两个代表，实际上演出了看似截然相反，实际又异曲同工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