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陕北知青就是拍中国知青”——专访黑明

本刊记者王麒

黑明在天安门前拍摄自己最新的摄影项目《重复天安门》。

摄影王麒/人民画报

“不好意思你等一下。”跟我说完这句话，黑明便走回到天安门东华表下继续忙碌起来。他正忙于自己的新专题《重复天安门》：找到一百个曾在天安门前拍过纪念照的人，站在同样的位置、使用同样的背景再拍下一张。他说这里面有时代的影响和生活的变化，这是他从拍知青开始就喜欢的选题角度。

“今天拍了12个人。”他的语气中有几分兴奋。黑明说他第二天不准备拍了，他想尽快整理好采访笔记。黑明习惯当天把被摄者的故事写下来，短则近千，长则过万，因此常常不知不觉就到后半夜，然后睡上几个小时后在第二天早上七点准时醒来，继续忙碌。“没办法，到点就醒，睡不着。”这个习惯让黑明有些无奈。

选一百个人，不只有图片还要有故事，当天整理出被摄者的采访笔记，这些黑明标志性的习惯开始于他拍摄知青，从1995年开始，他记录了一百个知青青春不再的面孔和一百种活法。

1994年，黑明30岁。而立之年，他觉得自己的摄影又该变一变了。

从他1979年时拥有第一台120型孔雀牌照相机算起，到那时他已经拍了15年照片。这15年中，他总结自己的摄影是5年一变：“1985年之前是追求光影的沙龙摄影，之后开始拍单幅的纪录性摄影；1990年开始用成组的照片记录小群体的生活状态。”到了1994年，黑明瞄准了更大的一个群体——知识青年。

人民画报：为什么就想拍知青了呢？

黑明：我家在延安，我爸爸是当地的地方干部，他手下管着很多北京知青，另外我姐姐和我哥哥都是延安的插队知青，他们插队的村子我都去过，而且我的老师也都是知青，所以我对他们有兴趣。从1994年起，我就开始查资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网络，而且知青的书特别少。我就去人民日报资料室，翻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所有报纸合订本，翻到相关的报道就复印一摞拿回家看，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都在查一些东西，找人，列名单。然后1995年时候正式开始拍了。

人民画报：拍的都是北京到延安的知青？当时没有考虑拍其他地方的知青？

黑明：对，因为在我印象中，只有北京到延安的知青，所以我拍北京知青。我觉得一个地方的知青足以代表中国的知青，因为延安的知青是最典型的，有的地方知青去兵团，拿工资，住集体宿舍，但延安知青是真正插到农村里边去。另外我对这片比较熟，所以我选择了延安。在这个之后别人找过我去拍东北知青，还给我赞助，我没有去做，我不想做重复的事情，我拍陕北知青就是拍中国知青。

人民画报：一开始拍就很明确地想用图片和文字并重的方式吗？

黑明：不是。我原来想给知青做一本相册，因为我喜欢拍环境人像。我有个习惯就是拍完和他们聊天，聊完之后晚上回去写日记，就把当天的感受整理出来，采访完100个之后，我写了30多万字的日记，他们的故事特别打动我，我开始想从里面捡一点点字出来，后来觉得都非常有意思。删掉也挺可惜的，就都留下了。

人民画报：为什么用黑白照片呢？

黑明：也拍了彩色的反转片，我觉得拍一次不容易，所有照片都是两套，一套黑白的，一套彩色的。但是我还是觉得黑白的好。这种历史的东西，黑白的显得厚重一些。

人民画报：当时的钱从哪来的？

黑明：当时我就是自费啊，整个拍下来花了3万多块。买胶卷其实用不了多少钱，主要是去延安去了9趟，来回的机票，因为那时候延安没火车，只有飞机。你要坐火车的话，你得从西安转一圈，我就直接从北京飞到延安，这样方便。再就是住宿和在北京打面的，那个比较便宜，10块钱能跑全城。对了，还买了两台徕卡M6，花了6万多块钱，为了拍知青，我花了十几万块钱。

人民画报：你觉得拍知青能算得上你在摄影这方面开始成熟吗？

黑明：我觉得是。从这之后我知道了自己摄影的定位是什么。比如知青的照片有人认为它的影像太呆板，但是我在拍的时候我定位就是他们是很安静的。因为他们这代人，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的艰难和痛苦，他们这一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再通过影像把他们拍得那么张扬，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他们本身也不愿意做出那样的动作让你去拍，他们也没有时间迎合你的摄影。拍完知青之后我又开始拍新窑子（延安附近的一处农村），那完全是一种纯影像的东西，我不能再像拍知青一样，四平八稳。我的摄影是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内容，用不同的方法去拍，甚至用不同的相机去拍。我这么多年拍照片，都是用这种方法，我要让我自己满意，而不是说别人认为应该怎样。从拍知青开始，这一点我比较明确了。而且在拍知青之后，我的摄影就既有文字又有图像了，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觉得这种最能表达我，因为影像的信息量是有限的，很多影像元素没有通过语言交代的话，别人是读不懂的。被拍摄者的人生经历只能是通过文字来写，如果没有的话，这张照片还是比较浅。

顺其自然，或许是描述黑明拍知青的恰当形容。他说：“我不选择，因为没什么好选择的，人都一样，你要想写他的故事都能写得有意义，因为他都经过这一段历史，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切入。”

人民画报：当时拍的第一个人是谁？

黑明：我当时也没有考虑谁是第一个，谁是最后一个，赶上谁就是谁。第一个人是在延安留下的一个知青，叫张观湘，很普通的一个人，是在宜川的壶口那里拍的。因为宜川我认识一个当地的朋友，他也喜欢摄影，他让我过年去他那玩去，我说那我想拍知青，他说我们这有，就从那开始了。

接下来就就一个介绍一个地串下去，挨着拍。里面有一些精英，但我没刻意寻找精英，都是说我有个朋友谁谁谁是知青，就去了。我的要求就是知青的工作都不重复，比如我采访一个老师，我就不想再采访第二个老师了。有时间就去延安拍，没时间就在北京拍。

我就希望一百个人，一百种活法，我希望他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我从社会学的角度，让大家都能感受他社会学的意义，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对他们的故事提炼，不仅仅是提炼他们本人的人生经历，而是通过他们的人生经历，能够让你看到整个社会的变迁。

人民画报：从来没有人拒绝过你吗？

黑明：有，有拒绝，但都是非常善意的拒绝。比如说有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别人介绍我去采访，我找到他们之后他们非常热情，非常客气，但最后还是拒绝了。原因是因为身份不一样，他们害怕别人误解。我也理解他们。

人民画报：你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什么状态，是不是回城的和留在当地的区别很大？

黑明：留下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过得不太好的。这样人往往认为上山下乡把他给耽误了，还有一种人是在那儿干得不错的，回北京什么都不是了，在那儿反而有自己的地位，生活圈子和生存发展的空间，就愿意留在那儿。回来的人呢，尤其是成功的人，他就会认为插队锻炼了意志，给了他生活的力量，让他知道了人生的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让他更加有信心，更加有奋斗的目标。

人民画报：你拍的这些知青里面谁给你印象最深？

黑明：邓拓的两个孩子邓小虹和邓壮给我印象最深，邓小虹现在是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我拍她的时候她是个医生。她和邓壮插队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别人走了，他们还走不了，待了8年，村里面就剩下他们俩了，他们还在学习，还在坚持。邓小虹最后考大学出去，上研究生，去日本留学，后来她当了妇产医院院长了还坚持在门诊看病。而且她之所以考医学院就是因为她插队的时候，邻居生小孩难产，小孩和大人都死了，于是她下定决心要学医。邓壮回到北京后，一边在北京晚报社当记者，一边在夜大上学，天天晚上骑着自行车去上课，上了好多年，拿下了文凭，他后来是文联出版公司很资深的编辑，出了很多书。再比如任志强，我签名售书他跟我们一起吃盒饭什么的，那时候他已经是年薪700万元的老板了。还有北京国安的张路，我拍他的照片拍了好几次，他都同意了。知青人都非常好，没有哪个知青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

知青这组照片影响相当大，照片结集而成的图文书《走过青春》一时洛阳纸贵，数次重印，甚至引起了摄影界“走出小圈子，走进大社会”的大讨论，黑明也因此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首届“德艺双馨优秀摄影家”称号。但黑明自己并没有太多借助纪实摄影干预社会的“雄心壮志”，他说自己只是个心里有照片“憋不住”的人，用真实的影像表达自己的认识，仅此而已。

人民画报：你自己分析轰动的原因是什么？

黑明：一个是知青多，另外一个是知青到了回忆当年的岁数了，还有一方面是有的人觉得现在人都很浮躁，生活条件很好了，越来越浮躁了，让他看看当年，有种忆苦思甜的感觉。照片的真实，确实也感动了他们，他们没有说我是瞎扯的，瞎编的，都说是真的，所以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火了。到现在很多知青碰到我还很感动，就说哎呀，《走过青春》是你写的呀，太真实了，就是我们的生活。

人民画报：你的这些照片对留在当地人有什么影响吗？

黑明：有影响，改变了他的生活，拍了之后，媒体报道之后，当地政府给有的人解决实际困难，有的知青的小孩通过我的报道回到了北京。比如一个叫姜作涛的知青，是南泥湾看水库的一个人，他都被人家遗忘了，10年没人给他发工资，他就喂着两头牛，耕着一块儿地。后来报道之后，政府就给他解决实际问题。张观湘啊，韩天佑啊，很多知青的小孩儿，通过我的报道回到北京工作了。包括丁志红，当年北京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北京人给一个小女孩捐款，那个小女孩叫丁志红，她是通过我的报道回来的，回来之后不到半年，就得了急性心脏病，换瓣膜要花6万块钱，没钱，最后通过媒体报道一个星期捐了16万元，这个小孩手术做了，就治好了。

人民画报：我看你总是关注比较宏大的主题，比如时代的变迁，人的变化，等等。

黑明：因为我觉得太小的题材不能受别人关注，拍的东西要有一个历史背景，人们才会关注他。我做，我就想做选题大一点，首先视觉上有冲击力，内容上戳你一下。

人民画报：这是你对纪实摄影的认识吗？

黑明：纪实的目的我觉得更多的是记录下来，抒发一个自我认识，自我理解。他对社会有影响，但是不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几张照片算什么呀。我不是通过摄影来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人口素质，我知道这做不到，国家机构都做不到。我不是从这方面考虑的，我觉得好玩，我玩得舒服，我把我想说的话通过影像说出去，这就够了。就像有的人，心里有话就憋不住，我就是心里有相片，就憋不住，就想照。我看到影像，我就想记录，我看到不顺眼儿的事儿我就想写下来，就这样。 【更多精彩，请点击知青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