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68年下半年，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全国几百万大中学生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工厂、事业单位处于瘫痪状态：国家工作人员、工人正在闹革命不上班；大学和中学停课闹革命，大学生无法分配，中学生也不能升学。全国几百万学生的升学、就业问题面临困境。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一时间，全国500多万中学生都到农村去，成了"知青"。"上山下乡"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权益之计。

文革后，关于知青的回忆录、电视剧、电影、小说很多，大多数带有浓厚的"伤痕"色彩，这也反映了当时年青人的实际境遇。青年人十几二十岁，正值人生的的"黄金"时段，正是他们应该系统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自己的未来"理想"进行准备、进行奋斗的时候，但因为这个指示，他们却不得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种冲击，对每个青年人都是"灾难"，对整个国家也是"灾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对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来说绝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也不是一个什么英明的决定。"知青"生活影响他们一生，即便是下到城市附近，物质生活不是太困难，精神上的伤害也留下很深的印记。当然，至于在下乡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农村最基层的人和事，在这个过程中主动和被动的一些磨练，对他们一生的影响则又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被我们称为奖状的喜报，原件为对开纸大小，凡下乡的每人一张，学校去人贴在家门口。下面的落款和印章为"成都七中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都七中革命委员会"。不仅版面，语言也完全是文革套话，现在读着甚为奇特。

人们有时喜欢回忆自己的经历，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喜欢这种经历，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特别是在他们青春的豆蔻年华经历过。就像现在一些人哼唱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六七十年代中的一些歌词偏激的歌曲，不能说唱这些歌曲的人都同意歌词的内容，其实仅仅是因为回忆而唱。

说句老实话，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我们恨透了那个"时代"。当我们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多少有些激动，它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很难抹去。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回忆这些往事是我们永恒的话题。但不管我们多么"留恋"这些往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子女再"重走"我们的经历。

回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寻找不同的内容，但不论如何千差万别，它涉及的都是当时的过程。因为角度和内容的不同，给人们的感受差别也很大。我这里的回忆都去掉了"伤痕"色彩，主要注重过程，从另一个角度回忆我们青春年华的"知青岁月"。

知青生产队长

知青下乡当生产队长的也有回忆，但是几乎全是已经接受了几年再教育，"脱胎换骨"后被社员推选的。下面讲的是我们生产队的情况，仅就知青当生产队长的情况看也许与大部分插队知青的经历不同。

当时西昌远，在成都人印象中是不毛之地，按照省革委的发配，七中到西昌专区冕宁县泸沽区插队落户。我们1969年2月6日从成都出发，2月8日到的冕宁县泸沽区，本来我们近80人是被安排在沙坝公社的，学校中的对立派也在沙坝公社。由于厌倦了文革中的派性，不愿与对立派在同一公社产生摩擦，第一天晚上住雅安时俄呆和罗大汉提出最好各占一个公社脱离接触。高中的几个同学商量后，第二天晚上在石棉时通知大家，商量好决定抢占先锋公社。第二天到泸沽时我们就把车拦停，在区上住下和学校工宣队反复交涉了几天，差点动武逼迫他们同意我们改去了与沙坝公社有一山之隔、公路相距20多公里的泸沽区先锋公社。先锋公社三面环山，一面是安宁河，不到两万亩土地，七千多口人。接近一万亩水田，吃大米。旱地种包谷、土豆、大麦做饲料。公社分为双河、兴隆、长兴、跃进、光明、中和、白坭几个大队，大队又分为几个生产队。当时先锋公社各生产队的知青名单早已确定，除我们以外，其他知青2月8日当天就由各生产队接到了队上。工宣队说我们是学校的造反派，在学校就搞武斗，加之我们当时的行为也的确有这种味道，各队都拒绝接受我们。工宣队与县知青安置办公室、公社、大队反复交涉，原打算把我们分散安置插到各队，我们坚决不同意，本来印象就不好了，如果人少更吃亏，我们要求不被打散只集中到四个队，他们说各队的知青都已经下队已是既成事实。坚持了几天后，最后公社腾空了1个生产队（白坭一队），有两个队我们可以去十几个人（白坭四队和兴隆五队），另外有几个队可以各插几个人。我们18个人到白坭大队一生产队。我们队知青18个人，11个男生。男生中4个高66级的，4个高67级的，3个初中生。女生7人，一个高67级的，3个高68级的，3个初中的。后来这18人中的6人成为3对夫妻，另有5人与同学或同学的妹妹结为夫妻，比例不低。

因为后去生产队几天，"造反派"、"搞武斗"、"不服从安排"的传说各队社员尽知，印象很坏。但是眼见为实是最朴实的标准，由于我们干活不偷懒，干得，各队对我们这拨人的评价迅速转变。白坭大队书记黄把头是我们队的，当时的大队干部天天要出工，我们在田间地头的表现他有最直观的了解。白坭四队我们去了十几个人，公社冯忠清书记家住四队，他也很了解这十几个知青的情况。冯书记的绰号叫冯27，来源于他每月工资27元。前几个月白坭4队一个知青回去还见到他，听说他得了病。前几天他来成都看病，71岁的他，瘦，虚弱。胃癌，几年前大部切除。约了20个同学在华西苑茶楼陪他说话，用投影仪看了当年的老照片，他哭了。黄把头和冯书记都是好人，经常来找我们摆龙门阵，很替知青说话。我们生产队的社员经常来听半导体收音机，喊我们替他们理发。

由于每个生产队都安置了十几个甚至二十来个知青，全公社有几百个知青，公社成立了 "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五人，两个知青，公社书记冯27是组长，我们这拨人团结，下来时又闹过事，领导小组成员中的两个知青都是我们这80多人中的同学，女生是王俊频，男生是我们生产队高66级的龙二，他在学校是校革委副主任。为了安顿我们这一拨人，龙二被安排为白坭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和大队会计，公社冯书记、黄把头和大队革委会主任张天都成为他的好朋友。

到生产队几个月后，为了争取话语权，经龙二在 "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提议，公社同意每个生产队都可以推选一名知青当副队长。我们队推选了高66级的陈观中（俄呆）为副队长。当时的生产队长绝不是什么肥缺，费力不讨好，没有多少人愿意当队长。而生产队也只是完成上面的知青安置任务和增加了不少强劳力，并没有摆出一副要再教育我们的架势。我们队18个知青干活都很卖力，当时做活路分三个作业组，每个作业组知青都是生力军，出工知青在前，重活脏活知青抢着干。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队长在队里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知青在队里的话语权得到提高。并且生产队长这个职务，这个最基层的24品芝麻官，管事不少，但是费力不讨好，不像现在，农村干部可是个肥缺，特别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干部占很多起手。公社其他队里的知青队长都不了了之，我们队的农民队长不干了，知青队长俄呆成了生产队队长。不仅生产队长是我们知青，当时队上学大寨，做活路分三个作业组，三个作业组长也是知青，在白坭一队知青掌权了。

1969年2月6日早上七中操场，爸爸、妈妈和小弟弟送我下乡，二弟几天前已经下乡。

说起来，全公社我们队是第一个搞大寨式工分的。原来的记工分方法是干多少记多少，"一枪下马"、"计件工分"，比如背粪下地，每背都称斤头，背得多，记得多。也有不过称的，一池粪，20分工，四个人背完，每人5分，两个人背完一人10分。也有按点工记的，锄草，只要参加，每人每天都记多少分，大家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站在那里晒太阳。大寨式记工是自报公议，你自己说你出一天工值多少工分，社员大会评议决定。男工最高10分，好像只有一两个，9.5分和9分的多。女工大约6分。核定后，每出一天工就按这个分数记一笔。每人的工分不是不变，过一段时间评一次，体力不好、偷懒的会降下去。现在想想大寨式记工分是一种理想主义方法，也是大锅饭。比起"一枪下马"和"计件工分"是一种倒退，因为"一枪下马"方法里"多劳多得"的色彩更浓一些。但是大寨式记工分是山西大寨大队的记分方法，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出身，势不可挡，全国各省各县各公社在人民日报的号召下风卷残云地"全国山河一片红"。"大寨风"刮起时，"一枪下马"的阶级出身是资产阶级，不要说冕宁县，全国范围敢于替它说话的一个巴掌数得完。不过，高66级同学王守知在泽远公社当生产队长时就说"不论是大寨式还是一枪下马，都是社会主义记分方式"，他娃真是能干，当时能有这种认识，可谓鹤立鸡群。他的这个说法符合他的性格，他是个敢于标新立异也敢于讲话的人，不然咋会有"王左派"的绰号，不过这个说法在当时倒是不折不扣的右倾言论，要不是在深山老林里，仅凭这句话打他个现行反革命易如反掌。昨天同学在电话里说起还很是赞叹。

我们生产队每天早上吹哨子安排全队哪些人干哪些农活的就是这个知青队长，小春预分配和大春全年结算分配时给全生产队报盘的也是他。因俄语极好，所以绰号叫俄呆，有"先锋公社头一条好汉"美誉。俄呆极为正派，重活脏活带头，他当生产队队长后不仅把24节气倒背如流，大春哪个节气应当平秧母田、撒谷种、扯小秧、犁大田关水、搭埂子、点黄豆、插秧、薅秧、打谷子晒谷子、送公粮，小春哪个节气撒粪、犁田、点菜子、点麦子、收菜子、收麦子也从社员那里全套学会。他分配活路时知青社员一视同仁，深得社员好评，当然送公粮这种可以到区上去走一趟的活路，知青要优先一点。恢复高考后俄呆四百多分考入中山大学，也许与农村有缘，他八十年代还去新津当过几年科技副县长。

我们生产队知青没有当队长时一个劳动日就值3角多点（比起那些几分钱的好得多了），人均口粮340斤。知青当队长后，第一年工分值就涨到5角8分，人均口粮吃到580斤，第二年人均口粮640斤。两年后开始招工，知青队长调回成都了，否则，没准口粮会吃到80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