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侵略和暴行是中国战时民族主义极度高涨的关键激发因素，而以民族主义为推翻清政府利器的国民党，其政治符号以民族主义为旗帜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作为日本傀儡的汪伪因此面临悖论式困境，究其原因，从汪阵营里脱身的陶希圣曾敏感地分析到:“汪及周、梅的错误，就是失落了民族的壁垒。”相形之下，重庆方面在民族壁垒的后面，“战可以坚持，和可以对等”。[78]

陶希圣说重庆在民族壁垒后面进退有据，大概暗指重庆在“桐工作”中令日本迷惑的若即若离。其实，在重庆方面的文宣攻略中，亦可看出它得以掌握话语权的民族主义原因。以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汪伪政权建立前后对媒体的宣传指导为例:

高、陶出走泄露日汪密约后，它立即指示媒体:“(1)将汪逆卖国密约及有关文件印成小册散发，尤应送入敌占区，使国民知所警悟。(2)指示各地报纸刊物对汪卖国行为不断的撰载评论严予抨击。(3)对于高陶二人不予批评。(4)发动全国对于参加伪组织之一切汉奸予以社会制裁，如由宗族同学会及社团予以除籍处分或其他制裁。”[79]日、汪就先前各伪组织与日本造成的“既成事实”进行折冲时，它指示:“(l)日梁密约及合同八种，举将华中之国防资源与企业，如矿业、铁路、航空、电报、电话、都市及港湾建设等尽归敌人独占与经营，此项卖国文件业经汪逆精卫一一承认，并经认为日汪密约中所谓既成事实之一部，汪逆卖国于此又得一铁证。我舆论界应加紧讨汪宣传，使敌亦知汪逆已为我国所共弃，同时发动战地民众加紧实施对敌经济破坏与反封锁，使敌经济侵略无法成功。(2)敌阀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之迷梦实为万变不离其宗，从日梁密件中可知敌寇独占中国之野心，不特现在排斥欧美权利，即各国过去在华之法益及未来对华之贸易亦决予根本推翻。(3)将日梁密约大量翻印，连同日汪密约普遍宣传，并说明敌伪此种毒辣阴谋之暴露，实为敌寇日暮途穷行将溃灭之事实的反映。(4)敌人攫取此项毫无法效之卖国条约后，妄思据此以为囊括中国之凭藉，近日更唆使汪逆等肆其狂吠，鼓吹其奴隶的和平论以达到诱降目的，吾人应根据我抗战国策外交自主立场痛予驳斥。”[80]汪伪政权“还都”前夕，它指示:“(一)嗣后对汪逆之伪组织，应称为汪逆伪组织，中央宣传部在汪伪政权建立前后对媒体的宣传指导为例:

高、陶出走泄露日汪密约后，它立即指示媒体:“(1)将汪逆卖国密约及有关文件印成小册散发，尤应送入敌占区，使国民知所警悟。(2)指示各地报纸刊物对汪卖国行为不断的撰载评论严予抨击。(3)对于高陶二人不予批评。(4)发动全国对于参加伪组织之一切汉奸予以社会制裁，如由宗族同学会及社团予以除籍处分或其他制裁。”[81]

日、汪就先前各伪组织与日本造成的“既成事实”进行折冲时，它指示:“(l)日梁密约及合同八种，举将华中之国防资源与企业，如矿业、铁路、航空、电报、电话、都市及港湾建设等尽归敌人独占与经营，此项卖国文件业经汪逆精卫一一承认，并经认为日汪密约中所谓既成事实之一部，汪逆卖国于此又得一铁证。我舆论界应加紧讨汪宣传，使敌亦知汪逆已为我国所共弃，同时发动战地民众加紧实施对敌经济破坏与反封锁，使敌经济侵略无法成功。(2)敌阀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之迷梦实为万变不离其宗，从日梁密件中可知敌寇独占中国之野心，不特现在排斥欧美权利，即各国过去在华之法益及未来对华之贸易亦决予根本推翻。(3)将日梁密约大量翻印，连同日汪密约普遍宣传，并说明敌伪此种毒辣阴谋之暴露，实为敌寇日暮途穷行将溃灭之事实的反映。(4)敌人攫取此项毫无法效之卖国条约后，妄思据此以为囊括中国之凭藉，近日更唆使汪逆等肆其狂吠，鼓吹其奴隶的和平论以达到诱降目的，吾人应根据我抗战国策外交自主立场痛予驳斥。”[82]

汪伪政权“还都”前夕，它指示:“(一)嗣后对汪逆之伪组织，应称为汪逆伪组织，15周年时表示:过去两年多的战争已经证明，日本所说援助中国成为自由独立国家，“并非欺人之谈”[83]；一面“痛切’，地劝说日本方面稍稍放权，以掩盖其傀儡实质。周佛海曾委婉地对日方说:“我常常听见说，日本的话，说得很好听，日本的声明也说得极漂亮，但是实际上所做的事，完全不是这样。口口声声所说的平等互惠的经济合作，事实上完全表现为垄断。英美的经济侵略，还替中国留下一点生机，象最近一年来，所表现的中日经济合作，比几十年来的英美经济侵略，要厉害得多，几乎不仅把肉吃光，连毛带骨都要吃得干干净净，中国没有生存的余地。”[84]但这样痛切的哀求并不能使日本改变其侵华的本质目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伪诸人对民族主义语境中他们的历史命运是十分清醒的:周佛海对日本陆海军人员演讲时曾说:“重庆各人自命为民族英雄，而目余等为汉奸，余等则自命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如余等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85]后来历史对周佛海“远见”的证明，其实说明了民族主义在民国历史演进中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