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后来悲伤地表示:“已遣使探顾(顾孟余)如何再覆，顾于仲鸣死，无一言之唁，其心已死，不必再注意其人矣..[42]汪政治牛皮的破产，使其丧失了与日本交涉、索取“重光堂会谈”中日本许多重要承诺的资本。这些承诺中，牵涉国民党政治符号、具有重要意义的，除撤兵外，尚有外国租界返还中国、治外法权返还中国，等等。[43]

汪精卫在河内度过了一个碌碌无为的春天后，决定到上海开展“和平运动”，这使他进一步丧失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拥有。今井武夫分析说:“本来再重光堂会谈时，高宗武主张建立政权要避开日本军占领区，尽可能地选择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日军未占领的地区，由汪派军队加以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这样的话，恐怕将会沦为所谓的傀儡政权，与过去的临时、维新两个政府毫无二致……即使如汪所主张的那样，对重庆方面可以做些工作，促使改变他们的抗战政策，但是汪政权本身已成为傀儡政府，连他本人也难免被视为卖国贼而遭受国民大众的唾弃。殷鉴不远，恐重复北平临时政府王克敏和南京维新政府梁鸿志的覆辙。”[44]

如认为日本的这种担心，汪伪诸人毫无察觉，那未免太低估了他们的政治智商。他们曾采取了措施，企图与王克敏、梁鸿志撇清关系，比如，他们筹划组府期间，很滑稽的拒绝与王、梁同处一室。但王、梁的靠山是日本，而汪伪能否保持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占有，关键在日本方面的态度。汪伪为此与日本进行了并不轻松的交涉。

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骇一郎商谈组府时。出乎一般人的意料，汪精卫把重点放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问题上，汪提出:“以国民党为中心……建立国民政府是最适当的。”他论证说:“对于国民党标榜三民主义问题，前次派高宗武来，日方提出应该清除与共产主义有关的连带性，恢复所谓新三民主义的意见，这是值得重视的。本来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今后我打算今后尽最大努力发挥三民主义的真意。”平沼则回应说:“在完全与共产主义分开的三民主义下促进国民党的更生，并联合各党各派组织中央政府，改变容共抗日的政策，采取这种办法，我是赞成的。”[45]汪、平沼的这段对话，透露出几个信息:一、日本方面也清楚地认识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连带性”；二、汪精卫对三民主义这一国民党的政治符号的运用是断章取义的；三旧本政府高层在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的前提下，同意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四、所谓联合各党各派组织中央政府，实际上是要求汪伪在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时，容纳本身与三民主义并不相容的王克敏、梁鸿志等既有汉奸政权。这一会谈的重要性，历来为史学界忽视，实际上它勾画出了汪伪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时对日折冲的轮廓和架构，尽管在面对不同的对象时，折冲的重点不一。

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是激进的对华“膺惩派”，在日本陆军视中国为其势力范围的情况下，板垣曾较长时间地主持对华政策的决策。汪、板垣第一次会谈时，他提出:“日本把三民主义看成是危险的东西，尤其因为有民生主义乃共产主义的文句，有种种误解。”对此，汪的解释是:孙中山“在当时的形势下把各种潮流、各种思想全部引进自己的主张，为了想在国民党中把他们同化，所以有这样的文句。如果细读全文，就了解这里讲了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不同的理由，结果，劝告抛弃马克思主义而采用国民党的主义”。[46]汪精卫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的解释显然有两重目的:既要继承孙中山的衣钵，又要使日本军方接受他对三民主义内涵的“新”界定。

汪精卫与近卫会谈时，除提出“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本来完全是着重中日提携”的谬论外，更进一步提出，“我之所以主张政府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国旗为青天白日旗，决不是面子的问题，这是为了扫除国民畏‘嗅之念，使其安心地考虑问题的缘故”，他提醒近卫，“过于限制中国的行动，中国恰像不成国家的状态”。[47]把能否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与争取中国民众对“和平运动’，的“理解”结合起来。汪精卫在此道出了他反复争取国民党政治符号的终极意义。

日、汪在关于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上有利益结合点。日本方面痛快地答应汪伪以“还都”名义建“中央政府”，而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目的是向重庆方面施加压力，希望在将其贬为地方政权[48]的前提下，将其纳入“和平运动”的轨道。汪伪如此强调国民党政治符号，自然是想取代重庆方面地合法地位，洗刷汉奸形象，成为日本唯一或主要的交涉对象。但是，日、汪在关于国民党政治符号的问题上又是有分歧的:汪伪诸人不能说没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这些“理想”中，有些是日本并不乐观其成的，比如，使“新中央政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又比如，搞些“民生建设”，以争取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日本方面，扶植汪伪的终极目的是分化中国的抗日力量，促进中国内部分裂，进而解决“中国事变”，使中国成为其殖民地。这种分歧的性质在汪伪的‘国旗”问题上充分的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