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组府前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充分”考虑了日本可能的反应，在确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时，已经决定“在国旗和党旗等旗子上部加上印有反共和平的三角形的大型黄色布片”。但日本方面提出“为避免混淆纠纷”，汪伪军队直接用写着“反共和平”大字的黄色旗，而不是用什么“国旗”等。汪的态度是，如此，“作为国家的军队，无论如何有损体面”。日方又提出，前线日军正和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军队进行战争，如汪伪突然又用青天白日旗，会“引起种种误解”；汪乃还价说，在前线“或者有此必要”，但在非前线地区如“军营”，还是应该用“国旗”，否则会“影响军队在精神上的统一性”。汪精卫的“顽强抗争”换来板垣厉声呵斥:“无论在前线或是后方，至少在军队方面使用国旗，会造成误解。这一点是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49]

后经双方协商，日本终于同意汪伪使用青天白日旗，但须在旗子上加“和平反共救国”的黄色飘带。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当日，伪中央党部悬挂青天白日旗帜，因未附加黄色飘带，遭到日军士兵的枪击。在周佛海1940年3月30日的日记中，他的记述是这样的版本:“惟因悬旗时，我方多未照协定办事，致使对方不满，为美中不足之事。此责应由我方负之，不能怪人。”[50]6年后，他制造了另一个故事版本:“南京政府成立的那天，敌寇有些下级军官要向青天白日旗开枪，有些嚎陶痛哭，要切腹自杀，闹了一个多月，南京的紧张空气才慢慢的缓和下来……可见南京政府的成立，对于动摇敌寇军心有了相当效力。”[51]政客们翻云覆雨原是常见手段，不足为奇，但周佛海在这里企图说明他们在沦陷区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实际效果，这固然出于编造，但可以看出他们的一种“理想”—希望利用自己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从日本占领军那里争得一些利益；并把某种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得以运用，视为他们确实从日本争得了利益的证据—1942年底，日本开始酝酿对华新政策，提出“强化国民政府”，汪伪的“地位”有较大提高。1943年2月3日，汪伪国民政府乃发布文告规定:自2月5日起，撤去青天白日旗上的黄色飘带。周佛海对此自得地表示:“一年来苦心及努力竟能实现，虽时机使然，亦努力之结果也。”[52]

如前所述，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在很大程度上是孙中山个人的遗产。日本在兴兵全面侵略中国之始，确实有把国民党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并因此有否定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倾向，它先期扶植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意识形态上不仅与国民党政治符号没有丝毫衔接之处，相反，这两个伪政权具有强烈的反国民党色彩。伪临时政府称:“国民党窃据政柄，欺圈民众者十有余年矣……内则劫持民生，虐政相踵，外则土地日削，反复容共，倒行逆施，不顾社翟之将覆。”[53]伪维新政府称国民政府“焦土政策，等于自找，容纳共产，俨同招寇，是中国有史以来惟一之恶政府..一它否定国民政府作为当时中国合法政府的法统，称其“窃号自娱，已失统御能力”。[54]在扶植汪伪政权的过程中，日本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汪伪诸人夹带过来的国民党政治符号，但并不满意于在这方面被汪伪“利用’，[55]的被动[56]，乃加入其中，“帮助’，汪伪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体系中增添于己有利的新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长期利用日本作为革命基地，从日本迅速近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和亚洲解放、复兴的希望。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演讲，把日本称为“亚洲复兴的起点’，，他说，“从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在高度评价日本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功的同时，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要用此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争得解放和平等，他恳切地提醒日本:“你们日本既得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了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57]紧接着，孙中山又演讲了《日本应该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可以看出，孙中山所说的“大亚洲主义”内涵是非常明确的，即要求日本放弃侵略中国，帮助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平等成员。“大亚洲主义”在孙中山思想体系中不占重要地位，自不待言；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抽掉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真正根基。所以，汪、日对之加以歪曲，作为国民党政治符号中对他们均有利的东西，就使汪他们的“大亚洲主义”(战争后期不知不觉地衍生为“大东亚主义”)仅仅与“孙中山’，这个名字具有皮相性的联想关系。

以汪伪理论家林柏生对“大亚洲主义”的解说为例，他说:“孙中山先生提倡大亚洲主义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亚洲民族联合起来，把国际侵略主义从亚洲排除出去，恢复我们亚洲民族的地位，中日两大民族是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原动力，所以必要中日合作，才能够领导亚洲各民族，联合起来，才能够恢复我们亚洲民族的地位，才能够建设亚洲的新秩序，这就是大亚洲主义的真义。”[58]如此稚拙、空洞的概念游戏实非由于汪伪诸人的无知，而是因为日本作为“国际侵略主义”一员的事实无法改变，所以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汪“大亚洲主义”迅速发展成为种族主义的言说，汪精卫论证道:此次战争若英美战胜，整个东亚民族将和印度民族、非洲黑人、澳洲棕色人种一起，同受奴隶待遇，整个东亚将永远为英美的次殖民地；而如日本战胜，英美百年侵略势力将一扫而空，东亚解放，中国也将得到自由平等。[59]日本扩大战争的企图，在这里反被标榜成了为解放亚洲而不惜对英美开战。汪伪“大亚洲主义”的穷途末路，和它自称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拥有一样，关键在于事实总不站在它这边。

四、中国战时的民族主义与汪伪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困境

按照英国著名“新左派”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看法，西方的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运动勃兴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后，在这之后，欲理解人类历史与社会，离开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60]这种看法显然在中国晚近以来历史解释中极易找到对应点。杜赞奇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对描述民族国家的历史特别具有价值，“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在此期间在中国扎下根来，同时也是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以及一整套与之相关的词汇……主要通过日语而进入中文。这些新的语言资源，包括词汇和叙述结构，把民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民族和世界的意义和看法”。[61]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尽管对民族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研讨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及其面临的明显困境，是不可能脱离民族主义范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