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在论述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意义时，直接进入孙中山著作习见的语境中，他肯定抗日战争是“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民族抗战”，他说:“中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次殖民地，我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比日本薄弱。我们现在为了领土主权的完整，民族国家的独立，不得不竭尽我们军事上、经济上的力量，向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勇敢的抗战。”[9]陶希圣把《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用4点来概括其“全部内容”，其中第一条即是“以民族主义对抗强暴侵略”。[10]

托顿·J.安德生说:“符号的使用，在于总括与简化一种思想价值与情绪的复杂类型，作为群众思想行动的基础，并提供必要的统合。”[11]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在战时起到了整合国内政治力量、维护合法地位、发动国民投身抗战、激励民心士气等多方面的作用。童子军队员杨惠敏携带青天白日旗泅过苏州河声援坚守四行仓库官兵的壮举，之所以被长久传诵，也是因为其中政治符号的作用。正因如此，汪伪诸人开始自己的“和平”事业时，政治符号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议事日程。

应该说，汪伪诸人酝酿“和平运动”伊始，即存在“汉奸焦虑”(恐怕被国人视为汉奸)[12]，他们对塑造自己作为国民党正统、孙中山传人的形象非常在意，他们希望国人能够相信:他们是国民党中认为对日和平有利于中国的一部分，他们要为中国争利益，换言之，他们与先前已经充当日本傀儡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权的汉奸有根本的区别。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在言行中强调携带国民党的政治符号。

《艳电》是汪伪公开投日的第一篇重要文献，虽语多含混、乖谬，但有一点汪精卫很明确地加以宣示，他说:“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责任。”[13]三民主义以民族独立为首要之旨，汪本人早年对此也有阐发之功。投日之际，汪重发此论，可以看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运用的第一个特点，即取其躯壳。不惟汪精卫如此，周佛海1939年4月与梅思平商量收拾时局办法时，也提出“必需三民主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民政府四条件”。[14]至于这四者背后的日汪密约，周并不介意。

取其躯壳，是很容易被留心者识破的。像民族独立、国家生存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汪精卫想含糊其词地绕过去蒙混过关，但站在与日本同一阵线的立场上，谈这样的问题，又实非易事。汪此时发挥了他的另一长项:狡辩(也有人称他雄辩)。他说:“然则为什么抗日呢？是为保卫国家生存之独立。可见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是目的，抗日不过是手段。前年七月为什么主张抗战呢？为的是如此才可以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如今为什么主张议和呢？为的是如此才可以保卫国家生存独立。”从这样的论点出发，汪精卫很明确地表示:《艳电》无损于国家之生存独立。[15]狡辩是汪伪运国民党政治符号的第二个特点。

狡辩之所以为狡辩，就在于其强词夺理，而偷换概念、断章取义是强词夺理的常用手法。汪精卫说:“我的老朋友陈嘉庚说:‘言和平就是汉奸。’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是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忠孝仁义信义和平，的匾子，其解释应该是‘忠孝仁义信义汉奸了！”[16]本来，陈嘉庚说“言和平就是汉奸”正是对汪精卫式的“和平”说词的揭露，本非泛指；而“忠孝仁义信义和平”的“和平”也根本不是与“战争”相对立的那个“和平”。

作为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套用语言学的术语，有“能指”和“所指”两层。譬如，“国民政府”一词，能指国民革命时期的广东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1927一1937年间的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国民政府，也能指南京的汪伪国民政府；但在特定的语境中，所指是固定的。“能指”和“所指”在国民政治符号体系中的区别，关系到重庆与南京孰真孰伪的问题，关系到谁对国民党政治符号有最终使用权和解释权的问题。

汪伪这方面有先天不足。本来，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1月18日，又发布《补充声明》称:“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即可达到目的。但因未至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时期，故于此次开国际法之新例，而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虽流传宣战之说，但帝国并非敌视无辜之中国民众。又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方针，故无需宣战。”[17]但这些无视中国政治现实的强硬声明并未产生汪集团作为接替重庆政权为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权的连带后果，汪伪不仅缺乏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甚至日本方面也未在法律意义上予以立即承认。这样，虽然汪伪十分强调“法统”，但在国民党人和当时国民的所指中，所谓的“法统”脉络明显延续在相继以南京—武汉—重庆为重心的国民党大多数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汪伪选择了在国民党既往政治架构上人为嫁接其新政治体系、取得国民党政治符号使用权和解释权的办法，这是汪伪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第三个特点。

为了实现这一点，汪伪既要承认一定阶段的国民党政治体系为合法，以承接其合法资源，又要宣布一定时期以后的国民党政治体系为非法。1939年8月28日，汪伪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宣言中，汪伪将其合法依据上溯到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称这次大会制定了谋求“合于正义和平’，的方针，并“以执行方针之责付之蒋同志，蒋同志乃弃置方针于不顾，以自误误国，本届大会爱以一致之决议，解除蒋同志总裁之职权，并废除总裁制，更授权汪同志，使本于上届及本届大会所定方针领导同志积极进行”。[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