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内斯·盖尔纳说:“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62]霍布斯鲍姆基此演绎该原则的含义为:某一民族之人对代表这一民族的“那个政治体所负的政治义务，将超越其他公共责任，在非常时期(比方说战争期间)，甚至凌驾在所有责任之上”。[63]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在1928年取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成为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抗战爆发后，更获得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高度认同，而民族主义正是整合各股政治力量的利器。重庆方面在这方面的先天之利，使其能够要求国民和各政党、团体以其为中心尽团结抗战的政治义务。尽管各方尽这一义务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但即使在重庆方面最困难的时刻(比如1940年5月宜昌被占、1944年豫湘桂失利)，以民族主义为主要纽带的统一战线抗战体制并未彻底崩溃，重庆方面得以在国际范围内保持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它对国民党政治符号(尤其是可以与民族主义紧密衔接的部分)的保有和运用也因此具备绝对优势，这给汪伪造成巨大的困境。

以《艳电》发表后各界的反应为例。今天对这一文件的明确定性有后见之明的因素在内，其实，至少在汪等人当时的自我定位中，他们觉得自己在《艳电》中坚持以保持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内涵作为对日议和的前提，是可以说服国人的。但是，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各界对《艳电》的解读立即界定了汪精卫的汉奸身份和卖国企图，并哪匝带”反复确认蒋介石的抗战领袖地位，以及对他坚持民族利益的期许。其中，毛泽东就明确判断汪精卫乃“叛国投敌”，表示中共将“拥蒋反汪”。[64]

《艳电》发表后相当长时间内，国民党中央仅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党籍(这在民国史上是很滑稽而无谓的处分)，蒋介石甚至连汪一系列动作的准确性质也未公开判定。[65]但从各界反应看，一方面，除个别人外，认为汪言行系叛国性质的判定非常明确；另一方面，被汪寄予厚望、引人猜想的地方实力派比蒋嫡系还要激烈，而且，绝大多数人认为仅永远开除汪党籍的不够的，象与汪精卫渊源极深的张发奎就称汪“虽加寸碟，未足蔽辜”，要求国民政府将其“通缉归案，明正典刑”。[66]这些，反映了民族主义强势语境下中国各界的反应方式和趋向，事实上，陈嘉庚等人还提到当时国民参政会作出的抗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国贼”的决议，以提示、激励蒋介石。[67]蒋介石显然注意到了民意所在，他后来也以同样民族主义的态度告知孔祥熙:“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张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68]

汪伪深知战时民族主义是必须正面应对的情绪和思潮，因为当时的民族主义时刻冲击着其“和平运动”的根基，所以汪伪诸人乃不得不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为其言行辩护。尤其汪精卫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反制工作。

首先，汪精卫承认“军队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达了民族意识，这是不可磨灭的”，但他说“这种民族意识，如今已被共产党完全利用了’”。汪说:“利用民族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掩护之下，来做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的工作，在共产党是以为当然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谓民族，有所谓国家”。[69]在此前的国共争斗中，曾有不少国民党人对中共恶语相向，但汪精卫所强调的，是中共的“非中国’，特质，他说:“共匪向来提倡工人无祖国的，向来提倡阶级观念超于国家观念的……共匪之抗战目的，与中国人之抗战目的，完全是两样的。中国人之抗战，为本国而战。所以其结论自然是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共匪之抗战，为第三国际而战，其目的在使日本疲敝，使中国崩溃，所以其结论自然是抗战到底……共匪是另外一肝心的，不足为怪，所可怪者，是那些做共匪工具的，到底是全无肝心呢？还是已与共匪同样的另外有一副心肝呢？，[70]这里，汪的意思可以表达为这样的三段论:中共是非国家、民族特质的—所以他们说抗战到底是别有用心—跟着中共喊抗战到底的也是别有用心。

其次，汪极力辩说，日本是中国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希望。如前所述，汪精卫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进行曲解，是其宣扬中日合作的重要理论源泉，而在应对中国战时民族主义的冲击时，他再次乞灵于此。他说:在孙中山的理想中，“日本没有对于中国之顾虑，发展更快，中国得到日本之援助，发展也易，并且更可以中日两国之协力将欧美经济压迫的势力，从东亚排除出去。这是民族主义的精髓，也是民生主义的精髓”。[71]而中国之所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因为我们忘记了大亚洲主义”[72]，汪说，大家对日本有很多疑虑，其实，“近卫声明”的实质是:“日本大声疾呼的向中国说，日本并不是走灭亡中国的那一条路，而是要走与中国协力共保东亚的这一条路。”[73]“我们要本于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来与东亚的友邦合作，与东亚的各民族合作，以求中国民族的解放”。[74]汪在辩无可辩之处强说其理，只能是概念的游戏，而在民族主义理论中，亦面临深渊:“如果民族原则是用来把散居的群体结合成一个民族，那么它是合法的；但若是用来分裂既存的国家，就会被视为非法。”[75]日本全面入侵中国造成的分裂状态是显然的，与日本合作而谈民族主义，诚非任何逻辑所能解释。

到汪伪“还都”前后，他们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营建已经较具体系，而日军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随之达到颠峰[76]，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怀疑重庆方面被诱降的可能，这理论上应该是汪伪取得国民党政治符号使用权的好时机。但《日汪密约》刺激民族主义情绪再度高涨。与《艳电》发表时的反应相比较，以杜赞奇所云“民族国家”的角度声讨的更形普遍—考虑到当时的声讨者并不知晓当今政治学中“民族国家”的概念，其无意中的契合更具意义。而英美认定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表态，强化了“民族国家”气氛中的中国国家认同，见下表(略):[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