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方面并不十分理性的反制汪伪的措施在当时民族情绪高涨的背景下，收到很好的效果。至于汪伪做足了文章的国共合作问题，重庆方面在五届六中全会后，调整了对中共政策，国共摩擦、冲突不断。在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之后，指责重庆方面和蒋介石受中共蒙蔽挟持己经无人相信；太平洋战争后，甚至曾强烈反共的英美也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继续打反共牌，当然可以取悦于日本及其盟友，但无助于其改善国际社会中的傀儡形象。汪伪乃将其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追求重点转向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国际平等地位是国民党自创始时就有的重要诉求。孙中山在世时，由于长期不处于执政地位，对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欺凌中国感受尤深，留下大量遗教，所有自称是国民党的人无法不对这一点有所交代。

汪伪政府成立后，对日本根据《日汪密约》等取得的一系列侵略权益已经无法置嚎，但它本来对支持重庆的欧美列强可以有所动作，然而，汪伪“外交”以日本的战略需要为指针，在日本对欧美列强关系未最终破裂前，汪伪也只是在上海租界不断给欧美制造麻烦而已。[34]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汪伪提出参战问题，企图以此取得国际地位。日本方面认为“此足以妨碍全面和平”，可能导致英美空袭南京、暴露日本弱点等负面效果，而予以拒绝。[35]

但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不断失败，日本开始实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策。1943年间，日本抢在英美与重庆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前将天津、广东、北平、厦门、上海汉口等地的各国租界陆续“交还”汪伪，东条英机在1943年3月访问了南京，1943年10月30日，日本更与汪伪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声言“尊重其主权及领土”，规定了撤军等事项，汪精卫对此兴高采烈，作为其攻击重庆方面的重要武器，他说:

回顾中日事变爆发以来，重庆方面曾公开主张“如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方可实现和平”。然而就当前的状态而言，不仅得以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甚至超过了几倍。即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中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如今则已消失；卢沟桥事变以前，中国领土内到处呈现“次殖民地”状态。今则美英侵略势力已被肃清，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重庆此际必须重新考虑，重庆的所谓抗战，己并非为中国本身而抗战，不过是为美英而抗战。[36]

在汪伪来说，从日本那里得到这样的“平等条约”已是望外之喜。而重庆方面，随之得到英美等放弃治外法权、租界等权利的“平等新约”，在随后的开罗会议上，不仅蒋介石与邱吉尔、罗斯福在表面上平起平坐，中国跻身“四大盟国”，而《开罗会议宣言》所许诺的，更上溯到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所攫取的中国利益，这些是汪伪甚至无法向日本启齿的。换言之，在争取国际平等地位上，汪伪仍无法取得主动。但谩骂是少不了的，自欺欺人的狡辩更是少不了的。汪精卫说:“英美在这时候来说废约比空口说白话更要无聊。况且还只是一张预期支票，其能否兑现要到战后才加以考虑，那么连空口说白话也说不上……英美在东亚的希望，全在蛊惑重庆，使之执迷不悟，在东亚团结的历史上，留下一些污点。”[37]

战争后期，以汪伪集团的实力，已不足以言与重庆争夺国民党的政治符号；但它没有公开宣布放弃国民党政治符号。汪伪诸人在与重庆方面暗通的过程中，明确了以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重庆的国民政府为正宗的立场；然而也没有公开与日本方面决裂。在首鼠两端之间，国民党政治符号对汪伪的意义转变为:一方面，呼应日本方面“强化国民政府(按:指汪伪)’，的“对华新政策”，使汪伪向日本争取有限权利的要求正当化；另一方面，成为汪伪诸人预留政治后路的护身符。这里，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周佛海在战后被审判时的抗辩，汪伪诸人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逻辑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沦陷区的人民再振作了民族精神，再加强了民族意识。自敌寇侵占后，陷区人民目不睹国父遗像和国旗，耳不闻国父遗嘱和国歌，至于三民主义的宣传和国民党的活动更是被敌寇悬为历禁。中央是不是希望陷区人民目能瞻拜国父遗像和国旗，耳能听国父遗嘱和国歌，以加强其民族意识和精神呢？中央所希望而当时不能做到的的，我们替中央做到了，难道是“祸国殃民”吗？第二、敌寇是要灭党的，而在他们的占领区，国民党活动起来了，三民主义宣扬起来了；敌寇是要打倒青天白日旗和国民政府的，而国民政府却在他们后方成立了，青天白日旗又代替五色旗飘扬了。[38]

三、汪伪为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与日本方面的折冲

在日本开始诱降汪伪时，让汪精卫等人保持国民党内和平派这一较为“中性”的形象是既定策略。而汪精卫本人也打算结合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在西南建立“和平亲日”政权。之所以不选择到日本占领区活动，是为了与王克敏、梁鸿志等划清界线，也是为了与“重光堂会谈”中“随着治安的恢复，在两年之内撤兵”的约定[39]相呼应。但近卫声明发表之时，“这最为要紧的撤兵约定，竟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会走上歧途”。直接策划汪精卫出走的犬养健都表示:“我失望了。”[40]

接下来，日本人更失望了—汪精卫等曾经吹嘘的国民党内“亲日派”[41]群起响应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不仅何应钦、张道藩、黄郭、熊式辉等所谓“亲日派”没有动静，张发奎、龙云、阎锡山等曾与汪合作过，被汪寄予厚望的地方实力派也无其期待的反应。被视为汪铁杆心腹的顾孟余不仅反对《艳电》的发表，而且对汪其后的一系列活动毅然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