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
2009年12月07日 16:41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据此,汪精卫等致电重庆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朱家骤等,宣布:自1939年1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所有中央党务机关,均着暂行解散,听候改组;在中央各委未能齐集之前,中央各种会议,得以实际上有行动自由,确能到会者之过半数为法定人数,等等。[19]此后,汪伪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还都”,并煞有介事地仍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合法选举出来的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汪本人只是“代理”。

二、汪伪为争夺国民党政治符号与重庆方面的折冲

重庆方面以蒋介石为总裁的中国国民党为孙中山手创,它一直认定自己是相关政治符号的必然拥有者和解释者。从法理和逻辑的角度讲,汪伪方面与之争夺政治符号必定处于下风。但汪伪由于前述原因,实处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中,这种状态逼出了他们的政治“智慧”。

在抗战前期,对中国共产党和重庆方面联合中共的政策进行攻击,是汪伪的重要入手之道。在它的逻辑中,“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并顺带“妖魔化”与中共合作的重庆方面、尤其是蒋介石本人,有助于剥夺重庆方面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拥有。汪伪称:“盖中国共产党,不过为第三国际之一分部,所谓第三国际,无论其表面上有若何之理论为掩饰,然其实际,不过为苏俄之一扩大的国际间谍机关耳……所谓中国共产党者,一言以蔽之,苏俄所派遣于中国之一间谍机关或特务机关耳。其心目中,无所谓国家,无所谓民族,无所谓政策。忠实执行第三国际之命令,随时随地改变口号,欺惑民众,利用无智识而又有野心之军阀或政客,此即中国共产党之政策也。”[20]中共被污蔑如此,跟重庆有何关系?汪伪的逻辑在这里分解为两个相关的思路:一是“蒋介石被中共挟持”和重庆方面“国民党被蒋介石挟持”的双重“挟持说”,蒋介石身为国民党总裁,对重庆方面的最终决议有最终决定权,他既被挟持,当然不能把持国民党的政治符号;重庆国民党任既被蒋介石挟持,他们所做各种决议当然无效,国民党政治符号不能由他们掌握。二是中共坚持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格格不入,联合中共的重庆方面因此应丧失对三民主义等的拥有。

汪伪六全大会召开之时,重庆方面与中共方面的矛盾已经开始尖锐。但汪伪视而不见,竟称:“所可怪者蒋同志阳则受其拥护,阴则供其利用……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一切同志不见容于共匪者,即不见容于蒋同志。”[21]又云“西安事变以后,蒋中正同志为所劫持,供其奔走,任其利用,若非至于亡国灭种而不能自己者”。[22]他们的着眼点似乎集中在由此确定汪精卫而非蒋介石为国民党正统上。而汪精卫本人将“挟持说”进一步推广出去,他的着眼点是抽掉蒋介石由国民党人赋予权力的政治基础。他说:“重庆方面,大多数同志为独裁势力及共产势力所挟持,言论行动不能自由,对于本届大会宣言暨各种重要决议案虽衷心接受,而仓碎之际尚不能行之事实,此中隐痛,兆铭知之最深,念之最切。”[23]此种言论,汪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增添想象的细节,再加发挥,他说,在重庆的国民党人,“受蒋介石独裁势力之挟持,虽有意见,不能发表,行动尤不能自由。汽车路、飞机场,皆有严密之检查,非蒋允可,不能出行。故在表面上,惟有胁从现象”。[24]

至于中共与共产主义,汪伪诸人的攻击更加无所顾忌。汪精卫对日本方面称:“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之共产主义,绝对相反。盖民生主义以社会合作为骨干,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以阶级斗争为骨干,一为和平,一为扰乱,不能相容也。”[25]在回答欧美记者提问时,汪是另一种态度,“将来之中央政府即现在之国民政府,不过从国民政府中除去共产党人及为共产党劫持之人,而易以和平反共建国之分子”。汪的如此立论,预留了后路,他说,将来由‘和平反共建国分子”主持的国民政府不过是“人事更迭,政策变换而已,其国内法律上之地位与国际上之地位,依然如故也”。[26]这是一种欧美人很熟悉的话语,但他的真实逻辑在给国民党人的通电中却被一语道破:“吾人欲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则共产思想尤在所必摒。”[27]如是,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汪精卫的上述三种说法是针对兴趣不同的受众的。

面对汪伪的挑战,重庆方面紧紧抓住汪伪的软肋,直接以确认其“汉奸”身份、剥夺其国民党人的资格,回应汪伪的自我粉饰,使其失去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权力,这一点重庆方面得到了抗战情绪高涨的国人的高度支持。1939年6月8日,重庆方面下令通缉汪精卫等人,8月下旬,除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已被开除党籍外,又决议开除梅思平、高宗武、丁默郊、林柏生、陈群、缪斌等人的党籍。1939年10月1日,在汪伪等建立“中央政权”前夕,蒋介石对中外记者表示:“汪逆卖身投敌,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而诛之,……其参加之每一份子,国人尽知为卖国之汉奸,问题已远超过于党的纪律规章之外,故中国国民党不必再有如何声明,而举国自无一人不知邪正黑白之所在。”[28]1940年1月,《日汪密约》公布后,蒋介石再次点明汪精卫的行为使“中国历史上又多了一个秦桧,刘豫、张邦昌的后身,供后人痛愤而已”。[29]同时,重庆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利用特殊的时代背景,将政治斗争“通俗化”—塑造汪伪诸人的“猖妓政客”形象[30],直接毁伤其政治人格,剥夺其自附于国民党的资格。

蒋介石说:“中国抗战二年以来,一般军民皆能为国家效忠,无愧其职责,即卑贱如盗匪猖妓,以至于狱中之囚犯等,亦皆能激发爱国良知..一,而汪精卫等人的罪恶,“虽百死不足蔽其辜”。还蒋暗示汪不如猖妓,而舆论则明白直攻之。吴稚晖回顾汪朝秦暮楚的政治历史,直呼其为“妓女政客”。[31]《扫荡报》称,“汪逆既为利欲所诱,自甘暴弃国民党决不能因其以往曾取得党员资格之故,而遂宽纵其残害民族之巨罪……汪逆尤欲冒称国民党,称呼党员为同志,此犹极下贱猖妓,强呼良家女子为姊妹行,徒令人作三日呕耳”。[32]

国民政府侨委会在对海外侨胞广播时称:“(汪精卫)的领袖欲也可以满足了,只在这一点上,他不惜出卖人格,辱灭祖宗,像妓女一样倒在敌人的怀里,任敌人玩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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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生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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