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并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是德国为减轻协约国对德国的处罚，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的容克（主要是军官团）和软弱的资产阶级温和派政党结成联盟共同镇压了十一月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主要是在外力作用下诞生的“畸形儿”。因此，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共和国就背上了两个包袱:①它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面而出现的；②它的创立者在凡尔赛条约上签了字，承担了战败国的全部责任。于是，它从一开始就处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与种种打着“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旗号的右翼势力的夹击之下，前者指责它是“革命的叛徒”，而后者则抨击它是“民族的罪人”。

由于先天不足，魏玛共和国“没有勇气消除旧帝国的代表”，而做着“在继续发展现有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实现议会民主制”的美梦。［（3）］容克贵族仍控制经济命脉和军政大权，帝国军队被原封保留，“行政机构和司法部门……依然是威严的普鲁士鹰旗下的原班人马”。同时“学校课程仍保留着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残暴的君主政体主义者的无耻谎言”。［（4）］所有这一切，成为反革命和法西斯兴起的温床。

在多党并存的国家，魏玛宪法却未明确规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政党在宪法中的地位，［（5）］而只是以间接或者否定的形式提及。［（6）］这就为纳粹等极右翼政党进行政治投机开了绿灯。魏玛宪法还规定:政府的总理及各部部长必须对国会负责，内阁若得不到国会的信任必须辞职。由于党派林立，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在国会中单独获得多数议席，于是不得不组成联合政府，政府与国会矛盾迭起，致使共和国政府频繁更迭。从1919年2月到1930年3月德国共成立了15届内阁，每届内阁通常存在不到一年，最短的仅40多天，政局动荡，人们对议会党制度深感厌倦，“渴望领导和权威”，“结束这种议会党团混乱局面”。当“议会制度与民主制度日趋衰落，各政党都对此回天乏术，而且无法进行改革”时［（7）］，魏玛民主制行将走入历史的尽头。

魏玛宪法还规定:共和国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体德国人民选举，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总统享有广泛的对内对外权利。宪法的第48条还特别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总统为恢复公共安宁及社会秩序，可以停止实施公民的基本权利，甚至使用武力。

希特勒正是在共和国赋予公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之下筹组“纳粹党”，并以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纳粹运动为政治筹码，“捏着鼻子进入国会”，［（8）］“在这个民主武器库中用它自己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在魏玛民主本身的支持下去瘫痪它”，［（9）］最终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希特勒再次把日耳曼民族带入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之中，这不能不说是魏玛民主制本身深重的历史悲剧！

与魏玛共和国不同，二战后在西德建立了巩固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

二战以法西斯德国的彻底毁灭而告结束。在战争的废墟上，苏、美、英、法对德国实行了分区占领，并接管了德国最高行政权力，对其地方机构进行了改组，军国主义、法西斯团体遭到取谛，西占区1200万人受到清洗，德意志民族不得不接受思想意识形态的洗礼和深刻反省。德国人认识到:新西德必须同它的动荡的、洋溢着日耳曼民族精神的过去经历彻底决裂，同它的传统特征和观点分道扬镳。

二战后联邦德国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联邦国家。建立的西德民主制度吸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惨痛教训，在行政上进行了两项重大改革:1．大大削弱了总统的权力，不仅取消了总统的紧急权力，而且总统基本上不再拥有行政权。2．第一次将政党写进宪法，使政党成为西德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法》第21条还规定:“政党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各政党“如企图破坏民主和自由”或谋颠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是违反宪法的”。［（10）］1953年修改选举法，又规定只有取得5％以上选票的党才进入联邦议院。政府还禁止纳粹党的变种社会帝国党（1952）和左翼共产党的活动（1956），从而堵塞了左翼和极右翼政党问鼎政权的门径，为西德政治上奉行“中间道路”奠定了基础。

在西德逐步形成了保守的中间偏右的联盟党与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大体势均力敌，而自称奉行中间路线的自由民主党常常起平衡、缓冲而从中制约的政党格局。有助于西德政局的长期稳定。每届政府对外政策立足于美国和北约，背靠欧共体和欧洲联盟，逐步争取更大的外交主动性；对内西德政府奉行经济政治理论，致力于经济建设，从而保持了国家内、外政策的连续性。

由于政局长期稳定，西德政府又推行“经济人道主义”，建立了完备的福利保障制度，战后联邦德国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劳资关系比较融洽，实现了政治的全面安定，这就为战后西德“经济奇迹”的出现提供了政治保证。

三、经济上

经济始终困扰着魏玛共和国。纳粹运动和希特勒的上台正是在经济危机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