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经济危机愈重，对华的侵略就愈深，当经济危机威胁到它的命运时，日本则把对华的侵略和扩张视为其“生命线”和挽救其命运的“唯一的活路”。例如，当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时，日本的官僚、政党惶惶不安，他们即刻求救于法西斯亡灵，企图以此挽救资本主义的厄运。当时的法西斯势力都认为，只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方能摆脱经济危机。1929年5 月，石原莞尔便提出:占领“满蒙”是转变日本国运的根本国策，及早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唯一的活路”。认为日本占有“满蒙”既可以消除国内的不安，又能及时扑灭中国本部的排日。于是， 军政各界的扩张主义分子极力煽动侵华战争，并抛出了大量的侵华方案。

当1931年日本经济危机达到高峰时，日本军部便决定实施武力侵占“满蒙”的方针，为此，法西斯势力大力制造侵华舆论，宣称“满蒙”同日本的特殊利益关系，叫嚣“要保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父兄先辈流血换来的满蒙利益！”“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在1931年春发表的《动荡的满蒙》的小册子中说:“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更是到处游说，宣传“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之地区”。

他们还断言:占有“满蒙”地区是日本“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方法”。唯有开发“满蒙”，活跃经济，解决失业问题才有希望。等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而对东北的独霸，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胃口，因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全面侵华的步伐，1932年大举进攻上海，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正是由于对中国东北及华北等地的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使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日本经济，犹如注入了“强心剂”，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再如，日本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与其经济危机的发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所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的时候，由于日本为对外发动战争而加紧扩军备战，造成了通货膨胀、财政危机和人民生活的恶化，又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来临。此时，“日本资本主义把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求之于不顾中国的抵抗而占据华北，然后建设日、满、华北经济圈，为此，竟不惜发动一场侵略战争。”

日本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既是它企图称霸世界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它转嫁经济危机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果。这从日本对华战争的指导方针中可得到证明。“七·七”事变后，日本统治机构在对华战争的指导中，始终强调“开发”和“统制”华北经济，实现所谓“日、满、华经济合作”，这方面的内容成为日本对华战争指导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战事处理纲要中关于经济开发的方针规定:“开发华北经济的目的在于充实日满全面经济合作关系，为实现日满华经济合作，共同繁荣奠定基础。”“要把中国当地资本同我国的资本和技术紧密结合起来，用以开发和充实各经济部门，以资维持秩序、安定民生，和广义地扩充日满两国的国防生产力。”“为开发和统制华北经济，需建立一个国策公司。”等等。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本质。

总之，正如《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一书所说明的那样:日本“对华战争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乃民族生存和国家存在所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日本从其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进程，始终未能离开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依赖，从而也就造成了日本长期侵华的历史。

浅析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原因

德国入侵苏联后，日本统治集团最终确立了“南进”的方针，并在1941年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适应世界形式的帝国国策要纲”规定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惜对英、美一战”，并于7月18日成立第三届近卫内阁。7月29日，日本出兵攻占印度支那，美国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美、英、荷三国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试图断绝日本的能源供应。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批准了军方制定的“帝国国策施行要点”规定军队在10月下旬完成战争准备。10月18日，东条英机的上台大大加快战争的步伐，还有“远东慕尼黑阴谋”的破产和日美谈判的破裂也预示着战争的即将来临。本文试图就日本为何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几个方面因素进行浅析。

一、日本国民中仇外的民族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深刻的思想根源

日本是一个四周邻海的岛国，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这种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客观制约，决定了日本人具有一种岛国心态、自卑心理和极其强烈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在某种意义上激发了日本人勤劳、奋斗、拼搏、图强的精神。

从1853年的被迫开国以及随后的明治维新，一直到今天，日本之所以能获得迅速发展以至创造出“日本奇迹”，是与日本人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某种精神起源息息相关的。国教、神道教的教义告诉人们，日本帝国的神圣起源于“天照大神”。虽然这些教义已不再为日本统治者所盲目接受，虽然日本人知道自己国家的物质文明仍落后于白种人。但是，他们毫无例外的相信，总有一天他们将赶上自己的对手，然后超过他们。①日本的这种民主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表现。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大隈首相发出一封电报，宣称“日本的行动是正义的，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同时，愿以东方保护者自任”。②但是，到了11月，青岛（当时德国的势力范围）被日军攻陷后，大隈首相发出向《新日本》编辑发表以下声明:“ 优越民族应该同志劣等民族。我相信在二、三世纪以内，世界上必会出现少数伟大的统治国，而另一些则受他们的统治，服从他们的武力。例如，英、俄、德、法就可能是这样一个国家。今后，我国应该去作这样一个统治国。”③种族优胜论思想的日本民族主义由此有见一斑。在二战的所谓“大东亚圣战”中，日本人自视日本民族高于其他任何民族、任何国家，认为自己是亚洲唯一的“救世主”。一些狂热分子的民族主义甚至认为只有通过战胜和征服别国，才能表明日本人是所向无敌的。这样，日本人便逐渐沉浸于一种适应其国民性的仇外的民族主义精神之中，他们鼓吹暴力崇拜，绝对服从和坚信只有战争才能摆脱国家面临的困难。那么，同谁进行战争么？在这一问题上，日本的两大主要军事力量——陆军和海军，意见并不一致。陆军垂涎它所能染指的巨大空间，即辽阔的亚洲地区，他们在那里与苏联迎头相撞，经过几次进攻尝试都失遭失败，不能贸然北进。海军则向往海外辽阔的地平线，即南太平洋地区。而英、法、荷兰以及美国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经过多方权衡利弊，日本人认为消灭他们在太平洋上的敌人的时机已经到来，必须对英、美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