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一代美国人来说，基督教的信仰的确是一种内在的动力。但是不止于此，它还代表美国精英的一种理想。从一些大基金会的宗旨、纲领中可以看出，它们大致目标和性质差不多，既雄心勃勃，又带有理想主义，以完善美国乃至全世界为己任，同时也致力于巩固美国的现行制度和向全世界扩张其影响。在各大基金会发展的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有威望的会长或顾问。他们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财富的支配权，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于工作中，使基金会带有自己的印记。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不过有几个共同点:都是胸怀大志，动辄以“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为目标；都强调向问题的根源开刀，也就是着重治本而不是治标，因此选项带有前沿性、开创性；关于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不同的人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则是共同的。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基金会的倾向性可以促成一些重大发明，或整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或影响某些学术机构的消长。它还是各种“思想库”研究项目的主要经济来源，无形中对政府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待社会弱势集团和不发达国家，特别体现了美国的“白人的重担”和“天命”思想。在国际上，当然维护美国的利益，不过基本上忠于和平和人道的途径，仍以文化教育为主业。

基金会这样一种公益事业发达于本世纪初不是偶然的。它刚好处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导下的自由放任经济的顶峰和要求平等的进步主义思潮勃兴的交汇点。那些大工业巨头们无不是乘自由市场经济之风扶摇直上，到达高处时却发现自己已是众矢之的，被当作一切罪恶的化身，所植根的社会正在孕育着深刻的变革。他们处于两面夹攻之中，一方面是底层劳动者和社会舆论的愤怒和批判；一方面是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和其他限制措施。更有甚者，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已传入。在这种情况下，有远见的企业家明智的做法是采取主动，汇入社会改良的潮流。因为这些大富翁都是制度的受益者，十分珍惜和热爱这个社会，不愿看到动乱和革命，彻底改变现状，于是自觉地以主人翁精神来为国家排難解忧，以巩固正在迅速发展的企业制度和政治秩序，并使之为广大公众所接受。最方便、最现成的手段就是发扬捐赠的传统，使其更加有组织、有目的、达到最大的效果。同时也使自己身后留下较好的名声。所以，社会调和是其实用的目的，用卡耐基的话来说，是要“使得兄弟的纽带仍能把富人和穷人联结在和谐的关系中”。

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如前所述，从根本上讲，目标是一致的，是起“补台”作用，在主要政策上默契配合。大基金会本身就是构成美国权势集团的主要部分，其负责人与政府高级官员经常对换角色，在相互的大门中进进出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但同时它又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而且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非官方和独立性，与政府保持距离，并且从思想上又是政府干预的反对派。政府则一方面以免税鼓励捐赠，一方面又对它不放心，需要经常进行审查、监督和限制，有时相互之间关系很紧张。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压力可以来自“左”、“右”两方面。例如，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一些大基金会曾以“亲共”嫌疑受到国会审查；60年代末，享受免税的公益事业又受到滥用权利为资本家谋私利的指控，国会曾举行大规模的听政会并通过著名的《帕特曼法》加以限制。

还需要指出的是，以罗斯福的“新政”划线，私人公益事业在这前后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自“新政”之后，政府担负起社会福利事业，在观念上责无旁贷，在实际开支上也占大头，远远超过各种私人捐赠的总和。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私人公益事业在帮助美国社会克服危机，平稳过渡方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二战以后则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它所具有的灵活性和优越性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的作用仍是政府所不能替代的，不能单纯以拨款数来衡量。总的说来，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私人公益事业是美国制度的支柱之一。如果说社会批判运动和舆论的揭丑是对疾病的检查和诊断，那么基金会的活动就是一种治疗手段。它不是动手术，而是保守疗法，所致力的不是“拆台”而是“补台”，起的作用是抹平尖锐的矛盾，推动健康的发展，所以它是美国渐进改良中一股强大而稳健的推动力，而且站在这一改良的最前沿。今天新生代的美国富豪的思想状况和价值观念与当年的巨头们显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例如比尔*盖茨不见得有卡耐基那样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但是致富以后应该为社会公益事业有所捐赠，已经形成传统，也是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并且在操作上也有成熟的法律和机制。所以，“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这一代表美国人双重人格的模式还将继续下去。

综上所述，美国的平稳发展得力于三种力量联合的渐进改良。但是尖锐的社会矛盾是通向适时的和平改良，还是政治集团阴谋政变，还是群众性的暴力革命，往往不以人的理性判断为转移，而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决定性的是统治者的意愿及其主导思想和群众的传统和行为模式。而这上下两方面的传统，归根结底还是长期的政治体制和占社会主流的思想培养出来的。

（四）美国基础教育薄弱 吸纳他国基础教育成果以自强

80年代中期，以保尔*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为契机，“美国衰落论”曾在美国和世界风行一时，当然都有相当的事实和数字依据。但是笔者一直不以为然，认为美国的潜力远未发挥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才优势，后来在《战后美国外交史》的“绪论”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能及的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过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又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智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时孤立的，它既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

现在看来这段话已为近年来的事实成倍地证实，但是还没有揭示美国吸引人才的内在根源。那时“知识经济”这一新名词尚未流行，但是大家都已意识到在今后的发展中知识或智力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这是肯定的。前几年，“后工业化社会”一词用得较多，但是不明确这“后”面是什么。现在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称呼，那就是“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美国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优势之最就是人才。这里有作为移民国家的先天因素，也有教育文化的后天因素。不仅是高级人才的比例，更重要的是普遍的人口素质，也就是“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