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在约翰逊任内实现的各项改革中最重要的有两大领域，一是关于种族平等，一是医疗保障。种族平等体现在1964年的《民权法》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 。这是美国黑人斗争史上一件大事，尽管其实际贯彻还经过了艰苦的斗争，但是这一立法确有深远意义，把黑人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从观念到实质都提高一步。以后，为在行动上切实落实，又颁布“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lan）。 应该说，在种族平等的改良方面，60年代是一大分水岭，群众运动当然是主要动力，就政府而言，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态度和措施的力度超过以前历届政府。

另-意义重大的措施是通过“ 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medicare and medicaid）法。美国在建立普遍的医疗保险制度方面起步晚于欧洲，杜鲁门政府曾企图施行，以阻力太大未获通过。到约翰逊政府终于将两项法案作为对1935年《社会保险法》的修正案获得通过。前者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老人和不到年龄的残疾人；后者的对象是低收入者，不受年龄限制。这是继“新政”以来改良派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大大地扩大了医疗保险的覆盖面。

除此而外，还有《中小学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府对教育的资助；《模范城市法》由政府拨巨款建造廉价住房、改造城市设施、改善贫民区和贫困地区的环境、卫生条件、教育和娱乐设施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由政府拨款关照贫苦居民的，不仅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进一步得到巩固，基本上形成了社会安全网，更重要的是使机会平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是美国福利制度的顶峰，与此同时，他以反共的名义深陷越南战争，使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空前程度，成为左派、右派都攻击的对象。其后果除了自己被迫放弃竞选连任外，也造成以后政策向保守方向逆转的契机。

里根政府政策是一次较大幅度的向保守方向逆转，被称作“劫贫济富”的经济学。然后又出现克林顿的“中派自由主义”和改革福利政策的方案。总的说来，美国的政治主流基本倾向是向中间靠拢，社会批评家和政客竞选可以慷慨激昂，言词激烈，但在实践中，最保守的不能打破现有的福利制度框架，最激进的也不会损害大企业的根本利益。

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

自上而下的改良得以成功，有赖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黑暗面，金钱的罪恶、权力的腐化作用对任何种族任何国家的人都不例外。而且既得利益者都难以自动放弃特权，因而任何国家制度的设计中都包括某种揭露、批评和防止腐败的机制。即使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权也还有“言官”、“谏议大夫”、“御史”之类的职位，理论上是负有揭露和针砭时弊的责任的。特别是开国之君总希望从前朝衰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找出一种能防止政权腐化，达到长治久安的机制。但是在专制和集权的制度下，无论当政者主观上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实际上做不到。舆论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的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公开的，受到宪法保障的，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任何人不得压制。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一个毛孔中都带着血污，那么，在言论自由保障下的公众批判就是其净化剂。如果说，权力本身必然带来腐化的诱惑，那么公开的监督就是其制约。可以说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伴随着对它的批判而成长。这种批判不一定立场都是“正确”、“进步”的，有时甚至是反映了被推翻的阶级的怀旧情绪（如巴尔扎克的小说），但是只要它是符合现实的，就有积极作用。扎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西方知识分子有着深厚的批判现实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定义就和批判精神联系起来，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为核心的社会良心，对一切有背于这一理想的社会弊病加以挞伐是其天职。这也正是社会的生命力所在。这一传统当然起源于欧洲。19世纪丰富多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及其传世之作可以为证。

这一源于欧洲的传统自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得到充分发挥。诚如美国思想史学家霍夫斯塔德所说，美国公众每隔一段时候就要掀起全国性的自我反思的浪潮，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远的不说，整个20世纪这种自我批判从来没有断过，可以说，从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文学就不约而同地以批判特权阶级为己任。我国读者熟悉的马克*吐温是最早的代表之一，不过当时还没有形成规模。大约20世纪前半是批判文学的鼎盛时期。

第一次高潮是从世纪初到一战的“进步主义”运动。这个时期，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对立面，有社会科学界的新理论、新闻和文学界的暴露文学、小生产者和底层老百姓的呼声以及政治活动家的政策主张，共同形成了当时“平民运动”和“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这些集团的利益和目标很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为社会弱势集团说话，揭露各种黑暗内幕，都主张政府应该对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种种罪恶有所作为。它们汇集成声势浩大的舆论浪潮，对当时正在趋于腐化的美国政治起了遏制作用，也为老罗斯福厉行吏治改革和一系列改良政策提供了舆论基础。如果没有本世纪初的政治净化斗争和吏制革新，以后小罗斯福以加强政府干预为方向的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一改革是加大政府的权力，其前提是各方面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如果没有廉洁奉公的大批执法者，改革就会弊病百出，失去群众的信任，最终以失败告终。这种悲剧在中外改革历史上并不鲜见。

整个20世纪，美国社会批判的声音时有起伏，却从来没有被压制下去过。一个证明是不少批判美国国内外政策的激进言论，就是在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出版的，其中包括号称“修正学派”的左派著作以及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至少大学校园中自由主义传统始终未被完全压下去。

对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产生怀疑而对社会主义国家有所向往的思潮，本世纪内只出现过两次，时间都很短暂，而且也从未占主流:一次是1929-1932年的大危机时期，那是工人运动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共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时候（1932年美共总书记威廉*福斯特竞选总统得十万另两千多票，不够一个选举人），许多著名作家思想左倾。但是这一思潮不久就消沉下去，一方面为罗斯福的“新政”所化解，一方面因斯大林1933年开始的大规模清党和镇压而幻灭。另一次是60年代越战时期，当时美国经济相对繁荣，福利制度也相当发达，批判的动力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以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为中心对美国内外政策发动全面批判。其中激进派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发生根本怀疑，这是对“冷战”的逆反，和对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清算，还有对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厌倦。同时也受当时世界潮流的影响，特别是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和被误读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果政府通过两手予以消解:一手是通过联邦调查局等对激进组织从内部分化、破坏；更重要的一手是对内加强福利制度、认真采取反种族歧视措施，对外撤出越南，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此后，许多批判健将逐步汇入主流，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大多数人还保持左派自由主义的观点，继续为社会平等呼吁，不过不那么激进；少数人幻灭后走向另一极端，汇入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或称“新右派”；其余一批人未能进入中上层社会，处于边缘地位，也许有人有受排挤感，但是也并非走投无路。

社会主义思潮 -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 在美国始终没有像在欧洲那样成气候。在所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国会中没有类似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代表的国家。其原因除了欧美学者如桑巴特、特纳、丹尼尔*贝尔等已经提出的之外，笔者提出了“时间差”和“反面榜样”的补充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