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许多国家在这样的形势下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动乱和革命。美国却得以避免。列宁指出，爆发革命的条件是人民不能在原来的条件下生活下去，统治阶级不能按原有的方式统治下去。美国的独特处恰恰是统治者及时地改变了统治方式，从而也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条件。

这种改变是渐进的，当然也是不彻底的，但足以实现在稳定的局势中使国家发展强盛。这种改良的力量并非只靠政府，而在于上、中、下三方面力量的结合，即:自上而下的政府的政策措施、自下而上的公众批判和抗议运动，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私人公益事业。并非所有国家都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美国有它特有的历史文化条件，这就是下面要探讨的。

（二）思想精神资源

通常人们对美国有两种看法:一是历史很短，没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二是暴发户，因而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贫乏。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不全面的。物质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贫弱，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质就可以达到繁荣富强，这正好是我国当前相当普遍的认识误区。有一点人们往往忘记，就是作为实行代议制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最“老”的 - 美国独立比法国大革命早13年。更何况，在独立以前的殖民时代，欧洲早期移民已经在此繁衍生息了200年。因此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毋庸赘言，美国的思想资源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美国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而源远流长。不过欧洲的思想传到美国之后，在“新大陆”的土壤中进行了选种、变种、生根、开花、结果，就带有了“美国特色”。

美国的精神传统和思想资源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新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对美国人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的浊浪中的净化剂。关于自由主义，通常也有一种片面的理解，只强调个人自由竞争这一面，而忽视其包含平等的原则。事实上，所谓“天赋人权”，其前提是人生而平等，拥有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约翰*米勒概括为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四大自由。在美国还特别强调机会平等，是在平等的机会中个人凭才能和努力获得成功的自由。这种包含个人自由和公平两个方面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深入人心，成为美国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普遍信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族裔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假如可以称作美利坚民族的话）的胶合剂，是在最大的差异中的共同标准，也是一切改良的动力和指针。

美国的政治体制从根子上说，从立国开始就摈弃了“人治”- 亦即依靠领袖魅力的治理- 而坚决选择了“法治”。在这点上华盛顿总统厥功其伟，史有定评。尽管多数来北美洲的欧洲移民，特别是参加独立战争的开国思想家们都信奉立宪政府，不会赞成专制制度，但是在独立之初，像一切第一代革命领导人一样，华盛顿威望极高，在人民中也有被神化的倾向。只有他一人能使分裂的各派心服，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如果他当时有集权的欲望，或经不起权力的诱惑，或者过分相信个人的力量，不知不觉间以自己的意志来治国，也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由于汉密尔顿和杰弗逊的不和，大家都希望他留任，如果他要当终身领袖，十分顺理成章。但是华盛顿本人碰巧是权欲淡薄的人，这种“淡薄”不同于东方式的消极出世的个人修养，而是出于对代议制和宪法政府的坚定的信仰。他只利用他的威望促进符合法治原则的宪法和政府体制的建立，然后功成身退，再不干政，从而建立了健全的领导人更替制度，从一开始就为整个美国民主制度奠定基础。

当然这与美国没有一个旧制度遗留下来的贵族阶级有关，并且是一批当时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共同的功劳，不完全是华盛顿一人之力，但是他的做法至少使美国在立国之初避免了革命以后经常遇到的为接班人问题纠缠不休的折腾。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不是民粹主义的，从宪法和机构的建立开始，就十分注意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而且，民主权利的普及也是渐进的，这点与法国的传统不同，较少街头民主的传统和群氓政治的可能，这为美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到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两大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思潮，一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顶峰；一是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后来斯宾塞（HerbertSpencer）加以引伸，用之于人类社会，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两种思潮在欧洲的命运非本文主题。

在美国，达尔文的进化论确实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遍及哲学、教育、社会学乃至心理学。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自由竞争，适者生存，更是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繁衍的土壤，出现了一批热心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主要在经济学界，总的是为当时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的合理性辩护。 但是到了20世纪，弱肉强食的法则已经弊端百出，社会不平等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而且所谓的“起点平等”、“机会平等”日益暴露出虚伪性。此时在理论界出现了对立面，为社会弱势集团说话，主张政府干预，对缓解社会不平有所作为，形成一种平衡的力量，促成了一系列的改良。

总的说来，美国社会实践的主线还是自由竞争，在美国早期建国过程中，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释放出了巨大的创造力。直到现在，相对而言，美国因平等而妨碍效率的程度比欧洲国家要轻得多，而不平等的情况则比西欧严重。于是就出现在语义学上令人困惑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词在美国一反其原义:“保守主义”指倾向于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经济政策，因为这是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狭义的）反而指倡导政府干预，多一些规章制度，抑强扶弱的主张。简单化地说，前者主要着眼于刺激投资者的积极性，让资本家先赚了钱，然后向下渗透，泽被全民；后者着眼于保护底层人民的基本利益，强调平等，在经济上则是通过提高全民的购买力来刺激经济繁荣。

这两种思潮归根到底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是一个核桃的两半。正因为美国的实践主线是自由经济，其自然倾向是贫富差距扩大，所以知识分子和社会舆论的主流在多数时间内是“自由派”声音较高，即为弱势群体说话，放手批判现状。有时越是处于边缘的少数主张，越以引人注目的姿态出现，这往往给外人以错觉，以为美国思想界主流出现左倾。事实上美国思想界的重心比多数欧洲国家要靠右。

如果以“左”和“右”来概括其思潮和政治的变化的话，犹如钟摆，每隔一段时期就向一方摆动一次，而总的趋势是向中间靠拢。最激进的改良没有脱出自由主义的框架。这个框架弹性较大，右边界是法西斯主义，左边界是共产主义，在这个框架内左右摆动，不断调整，是美国的改良的特色之一。

从对美国制度冲击的角度讲，本世纪有过两次最大的危机: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二、60年代的社会危机、信仰危机。从政府改良的角度讲，本世纪有过三次高潮:一、从世纪初到一战前，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的改良；二、30年代随着经济大危机的反思和小罗斯福《新政》；三、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民权立法及“伟大社会”计划。至于公众批判和抗议，则无时无刻不存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黑人争取平权的民权运动，这是波浪式的持续性的。二、20世纪一十年代的进步主义运动，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掏粪”（或“揭丑”）宣传；三、60年代“反文化”抗议运动。下面分别予以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