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差”是指美国的发展后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矛盾已经难以忍受时出现的，很快为工人阶级所接受。此时美国还有很大缓和的余地。到本世纪初，美国矛盾尖锐化时，各种政府的和慈善团体的改良措施已相继出台，虽不能根本解决，却足以缓和矛盾到可以控制的程度。美国的权势集团，包括政府和企业主，对于防止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兴起确实做了自觉的努力。他们不能像专制制度那样通过压制言论、剥夺人民抗议的权利的方式加以遏制，只有加紧改良措施，以消解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革命存在的理由。这是包括政府和民间在内的权势集团积极改良的动力之一，也是其效果。可以说美国的资产阶级十分明智（也可以批判为十分“狡猾”）。“反面榜样”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在大部分时间内起了反面榜样的作用。社会主义理论比之于任何改良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吸引力和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彻底性，不言而喻，在这个社会中，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人民应该享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确实在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工人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产生过这样的吸引力，从而使资产阶级怀有恐惧心理，这是20年代“恐赤潮”之由来。苏联革命初期物质上的极端困苦并没有影响其吸引力，但是自斯大林执政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清洗和镇压不断使一批一批的向往者幻灭，而且使各国忠于苏联的共产党人经常处于尴尬境地，在本国人民中孤立。结果，本来对美国社会极为不满的人鉴于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二害相权取其轻，只能与改良的资本主义妥协。

到90年代初，由于中国的天安门事件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一些思想者沾沾自喜，“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认为一劳永逸地确立了西方制度的普世性，再不会有挑战。但是过了几年，世界的发展似乎并不完全如他们所想象，再回顾美国国内，尽管作为国家富甲天下，但是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本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所批判的种种城市罪恶有增无减，科技高度发达对人类是祸是福引起根本怀疑……，于是批判之风又起。在学术界，承六、七十年代欧洲思潮之余沫，兴起了对所谓“后现代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实际是美国思想界的常规，每隔一段时期就对本身进行一次审视，也是对前一段过于自信的逆反。这种思潮也反映了对后工业化社会和整个科学发展的迷茫和怀疑，与60年代有相似之处。但不论是国际和国内形势，还是其本身的表现和影响都与本世纪前几次的思想批判不可同日而语。当前的“左派”思潮始终局限于学院内，在学术界也处于边缘，一则是语言晦涩，很难有广泛的读者，二则是只“解构”已有的秩序，不提出建设性的主张，也不准备有所行动。但是这种非主流的、批判的声音存在，总有其合理性，并且是社会活力的表现。另外一种批判来自权势集团内部，表现了一种忧心。

例如50年代苏联卫星上天之后的“导弹距离”说，引发了权势集团内部对美国教育的尖锐批评，导致教育改革；80年代对日本经济强势的夸大和“美国衰落论”，导致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深入研究和改造；还有担心白人主流文化失去控制地位的“美国四分五裂”说（阿瑟*施莱辛格）、“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每一次总统竞选中两党以及竞选双方的互相揭短、攻击，除去涉及个人的之外，多数都是对当前政治和社会弊病的审查，其所指出的问题之切中要害和批判之尖锐，不亚于来自基层愤愤不平的群众的批评。尽管有些问题在野者执政后照样无能为力，但是这种定期的公开批判至少可以起敲警钟的作用，并引起全社会的注意。瑞典著名社会学家古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20、30年代访美，对美国人的公开自我揭短印象深刻，他把这归之于基督教对罪行的忏悔心理。他写道:

“美国人强烈地、诚心诚意地‘反对罪行’，对自己的罪行也决不稍怠。他审视自己的错误，把它记录在案，然后在屋顶上高声宣扬，以最严厉的词句批判自己，包括谴责伪善。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话，那不是由于其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缺点。”

不论是出于基督教的悔罪伦理，还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公众认知权的原则，还是出于媒体的揭丑传统，还是出于权势集团的忧患意识，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和对通过公开讨论解决问题的信心是美国改良机制的灵魂，也是其活力所在。反过来，也可以设想，在这样锲而不舍的大声疾呼、公开“家丑外扬”的制度下，仍然腐化丑闻不断出现，如果加以遮掩，压制批判，听任脓疮在暗室中发酵、发霉，其后果将是如何。

一方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全社会自我揭短、互相揭短的批判的传统，共同促成了持续的渐进的改良。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却得以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一次次度过危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在不断摇晃中避免了激烈震荡乃至解体。中介势力-基金会及其他私人公益事业:

在美国的渐进改良中还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力量就是私人公益事业。国人所熟悉的各种“基金会”是其中一种形式。这种公益事业古已有之，现在也非美国所独有，但是在美国最发达，其达到的规模和所起的作用任何国家无法比拟。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基金会这一事物为例，它兴起于20世纪初，与进步主义同步发展，到目前数目已达几万个，资产上千亿，可以说是20世纪美国一大特产。它是政府的补充，是社会的缓冲剂，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最佳途径，授受双方都从中得益。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两大特点:一、从一开始，都是以传播知识，促进文化教育事业为宗旨，已经形成传统，这一点对美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而且其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影响一方面对造福人类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在全世界扩大文化影响的有力途径，是外交政策“沉默的伙伴”；二、它是由大资本家自愿出资成立的，但是一旦成立，就成为独立的、根据基金会的章程和有关法律运转的机构，不以出资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不同于个人的慈善行为。

造成资本家“自愿”把一部分财产归还给社会的原因很多，不能简单地以“沽名钓誉”，或争取免税来解释，尽管不排除这种因素。更深层次的还要从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重教育的传统和渐进主义的妥协模式中去找。它还体现了美国人对“大政府”的根深蒂固的疑虑，对“私人”力量的推崇，也是“向下渗透（trickling down）”理论的极好的体现。这是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资产者的一大创举，在美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也可以说是美国式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从世纪初的卡内基、洛克菲勒到世纪中的福特到世纪末的特纳和比尔*盖茨都遵循这一“发了财就捐赠”的传统，而且都着眼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在普通人那里，基金会已进入的日常生活，凡有人想要从事科研、教育、文化或社会公益事业，自然就想到向某个美国基金会报一个“项目”，申请资助。全世界都如此（即使是欧洲的一些著名文化学术机构，追根溯源，其资金来源的重头往往是美国基金会），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一事物的巨大意义，特别是它所起的平衡自由与平等的悖论的杠杆作用。这样一种威力巨大的事物产生和发达于20世纪的美国决非偶然，其物质基础是民间聚集的巨大的财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富人手里的钱多得花不完，任何国家无可比拟；另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思想传统。

若追根溯源，美国的捐赠思想还是来自英国，早期的温特罗普、富兰克林等人已有不少言论和行动。到本世纪初，开大基金会风气之先最著名的当属钢铁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们以残酷无情的手段发家致富，得到“强盗爵爷”的恶名；同时又是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对各项事业的巨额捐赠成果累累，而且树立了基金会的模式，对整个这一领域都有深远影响。他们捐赠的重点多在文教、卫生、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还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大多带有开创性，其业绩在一篇文章中难以尽述。 现在要探讨的是其思想基础。老卡耐基与老洛克菲勒有很多共同点，都是白手起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所属教会不同，在建立基金会之前都已进行过大量捐赠，身边都有笃信宗教的好友为其策划把捐赠制度化。卡耐基发表的文章题为“财富的福音”如今已成为公益事业的经典。 其中表达一种信仰，归纳起来，就是:社会的贫富不均是上帝定的，人就是有优劣之分。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凭才能和努力达到的。但是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为帮助不幸的“兄弟”和改善社会而做出贡献，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卡耐基还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捐赠不能等到死后，而且认为如何敛财和如何散财同样需要智慧和才能。老洛克菲勒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思想。他接受其好友盖茨的意见:一是巨大财富如不在生前作恰当处理，对子孙是祸不是福，甚至对社会将产生不良影响；二是要科学地进行慈善捐赠，使花的钱产生最大社会效益，变“零售”为“批发”。这是建立基金会之由来。他的信条之一是“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