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矛盾与文化多元化

贫富悬殊与种族问题不可分。整个20世纪的改良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争取种族平等。应该说，从社会观念到少数族群 - 特别是黑人 - 的实际境遇都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美国的痼疾仍然未消。有些问题陷入怪圈，很难突破。至今提到贫困、犯罪、毒品、校园和街头暴力、教育水平低下等等，还是和黑人以及拉美移民相联系。一些大城市的黑人聚居区也是犯罪高发区，那里房价低，市政建设差，是众所周知的。由于中小学是就近入学的，差距必然反映到基础教育水平，也就是贫苦黑人的子弟很难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从大城市的9年制、12年制学校学生的成分看，实际的种族分野还相当普遍。美国中上层白人和亚洲族裔一样，常有“孟母三迁”的精神，卜居先考虑子女上学的条件，其结果是政治上人为的种族隔离取消了，由经济等原因造成的事实的隔离又“自然地”形成，而且传代。基础教育的差距必然影响到上大学的机会，和就业的条件，这样形成的循环至今仍然没有打破。美国黑人今天的状况离事实上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

当前，在新的一轮“数字经济”的竞争中，黑人又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据商务部的一份报告统计:白人家庭拥有电脑率为40.8%，而黑人家庭为19.3%，白人上网者占21.2%，黑人只占7.7%。这些问题从政府到有关社会团体以及社会科学界都在给予关注。1992年洛杉矶因白人警察殴打黑人而爆发街头暴力示威时，有一家华人报纸评论说，美国黑人问题是白人“祖宗造的孽”，今天仍然需要继续还债。此话颇为生动地说明了美国的黑白种族关系，黑人问题仍然是占主流地位的白人无法卸掉的负担。

今天美国面临的种族问题不止是历史遗留的黑人贫困的问题，而是复杂得多的“美国人”的自性，新移民要不要“美国化”的问题。少数族群的觉悟迅速提高，代表族群的要求就更为强烈，主要表现在对主流文化的挑战，这与1918年的大游行所反映的新移民急于认同主流文化的心态刚好相反。这个问题从二战以后就开始存在， 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对白人主流文化统治美国的现状的反抗也同时兴起，与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和抵制属于同一潮流。自那时起发生了观念上微妙的变化（为方便计，姑且以简单化的“左”和“右”来概括）:过去“左”派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强调种族区别，主张帮助黑人和新移民尽快“美国化”，成为平等的一员；右派种族主义者则排斥黑人和新移民，认为非我族类，不可能“化”作美国人，只能按族群区别对待。60年代之后，“左派”开始拒绝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化”，也就是拒绝接受美国的主流文化，而强调每一个族群的传统和特点，认为长期受压抑而不能得到充分表现的文化必须加倍伸张，也就是加强种族意识，族群觉悟，而不是争取个人的权利。这一观念与极右派殊途同归，只不过一个认为不应该“化”，一个认为不可能“化”。处于中间的代表美国主流的精英则仍然坚持以原来白人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化”。他们承认今天的许多种族矛盾现象主要是过去种族歧视造成的恶果，是美国历史的耻辱，应该继续努力消除这种后果，不过他们认为进一步强调种族区别将适得其反。这一争论主要是在大学校园中和学术界，规模也不小。80-90年代关于“肯定行动计划”之争和90年代围绕历史教科书的大辩论都反映了在种族问题上两种思想之争:前者关系到如何弥补历史遗留的种族不平等；后者涉及的问题更加深刻:美国的历史是否从根本上应该改写，不再承认白人基督教文明的的主流地位，还涉及教学内容--从大学课程发展到中小学课本--和选拔教师以及招生标准。

如何诠释历史关系到如何塑造未来，也就关系到美国是否还能继续在多元化中维持其原来的主流文化。笔者以为，在短期内，美国的多元文化远不足以威胁主流文化的地位，和社会其他弱势群体一样，唯其处于边缘，才要大声疾呼，事实上移民“美国化”的过程仍在继续，不论是自愿还是不得已。但是一旦经济情况恶化，或是社会发生某种危机时，白人种族主义依然可能上升，种族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复杂，不完全是在白人与少数族群之间，而可能发生于先来后到，不同处境的少数族群之间。例如1992年洛杉矶因白人警察殴打黑人而引起的街头暴动，被打砸的对象却主要是亚裔。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加紧控制和排斥，还是放宽和鼓励，这是美国特有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悖论。就社会危机而言，单纯的贫富悬殊不足以导致暴力冲突，但是种族矛盾仍是美国社会最难化解的足以引起动乱的潜在危险。

市场“专政”与自由主义的极限

美国在发展机制上靠市场经济，在精神上靠自由主义，二者相辅相成造成了美国的强大。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其消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今天的种种负面现象归根结底与这两大因素有关。

对市场决定一切的机制如果没有足够强有力的制约，就发展到制度化的“唯利是图”，结果是从市场竞争走向市场“专政”。市场既然视消费者为“上帝”，一切行为都是以鼓励消费为目的，社会风气必然媚富嫌贫，而且出现疯狂的高消费生活模式。有人说，自从信用卡出现以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先劳动后享受变成先享受了再说，精神的堕落从这里开始。这是极而言之。不过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向高消费迅速发展的确是令世人咋舌的。

首先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消费的诱惑对于青少年比成人更加不可抗拒。家境优越，有希望进入名牌大学从而跻身于上层社会的青年尚有推迟享受的动力，学习有一定目标，而对大多数贫苦子弟来说，这种希望太渺茫，太遥远，眼前的诱惑又太迫切。在道德行为方面，商业文化的潜移默化远远超过教师的谆谆教导（假设教师都是这样做的话，其实未必）。所以，美国基础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消费社会造成的思维方式。这是任何“教改”所无能为力的。所以美国针对中小城市学教育的改革经常不断，却收效甚微。涉及占人口多数的平民百姓子弟的基础教育的严重缺陷，造成美国缺少熟练工人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这种现象从长远看将改变美国的人口素质，腐蚀美国赖以立国并发展到今天的“美国精神”。

前面提到，实用主义是贯穿于美国的教育和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这种重视社会需要的传统使美国的大学不是象牙之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美国的长处。但是同时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完全受市场驱动。如一位教育史专家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与通俗文化一样，变成了买方市场，学生及其家长是买方，学校和教师是卖方，于是课程和选题主要由知识较少的买方来决定，而不是由处于卖方的学识渊博的教师来决定。甚至由国会通过的对教育补助拨款的方式也是以资助申请人（学生或研究人员）为主，而不是资助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就是资助买方，而不是卖方。 结果大学日益庸俗化，沦为培养各色市场所需要的专家的场所，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和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日益稀少。这样的高等教育日益丧失学术的超脱和独立，20世纪末与世纪初相比，那种曾经推动进步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独立批判精神正在变味。

市场“专政”腐蚀特别明显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新闻传媒。言论自由是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的基本人权之一，美国的民主的前提是国民有认知权，即获得信息的自由。这种成为信仰并受宪法保护的权利造就了无比发达的新闻媒体，以至有在“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之称。这一强大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批判力量，曾对揭露黑暗、防止腐败、促进改革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今天却已起了变化。当然过去它也不是完全超然独立的，政府虽然无权干涉它，其出资者所代表的利益还是对它的倾向性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唯其是有形的，就也要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受到一定限制。而今天的市场律令却是更加无形、非理性，而且捉摸不定。在以文字为主要载体时，其对象为知书识字的人，特别是著名的大报和杂志面对的读者至少相当一部分是知识精英，要满足他们的需求。从业人员也有自己的守则，能够比较客观地报道新闻，从容地分析一些重大国内外问题，即使代表某种倾向和偏见，也是有迹可寻的，并有各种流派互相制约。只是报纸的收入日益依赖广告，已经种下不祥的因子，销售量与广告互为因果成倍地加强了市场的影响力。随着电视的普及，手段、对象、市场都起了急剧变化。与对待其他方面的文化一样，大众的口味从精致的佳肴变为有刺激性的快餐，接受的方式从用脑筋的阅读和思考变为直接的感官视听。由于技术的发达，频道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争取广告与争取收视率之战使从业人员几乎完全丧失真正的主动权。传媒既迎合又塑造大众的口味，形成恶性循环。新闻工作的客观、公正、良心、原则都要服从不可抗拒的市场律令。今天，美国传媒揭露矛盾，监督政府的作用当然不能说已经消失，但是正义的呼声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无序的光怪陆离的“节目”之中，提供给美国公众的国内外的图景与客观相距甚远。美国人对信息有最大的选择自由，实际上却基本上是被动接受，甚至强迫灌输。世纪末的传媒的作用比之于世纪初已经异化了。这里只谈到电视的普及，至于市场专政下的信息网络化会走向何处，更难逆料。

一方面，威力强大的传媒日益失去维护社会良心的功能，实际上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工具，或者其本身已成为一种利益集团；另一方面，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知识分子大多数或进入体制内，或成为狭义的专家（有人说罗斯福的政策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的主流纳入为政府服务，使其丧失了独立的批判精神，而欧洲知识分子这方面传统还保留较多），优良的批判传统大打折扣。总之，有一些事物本不应该属于市场的，而市场威力无穷，所向披靡，使得人在它面前日益丧失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