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

吴法宪在法庭审判时，是最怕被判处死刑的一个，他不止一次地哭泣着说：“只要不杀头，我什么都坦白……”因此在法庭调查时，他还是比较老实的，对于法官提出的问题，都一一地作了回答，认罪态度也比“四人帮”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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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在法庭上揭发了江青

为了进一步弄清江青查抄上海文艺界赵丹等五位知名人士家的事实，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传同案被告人吴法宪到庭。

吴法宪被法警押着，慢慢地走了进来。也许由于太胖，或者是由于心理压力太重，走得较慢。吴法宪作证完了以后，为了表现他积极揭发江青，与江青划清界线的“决心”，在法庭审判员没有提出问题的情况下，主动地向法庭提出了四件事情。

吴法宪说：“我还替江青干了几件反革命事情。第一件，1968年2月，江青说，上海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去了。她叫我到上海，第一抓人，第二去收材料。江青指定要抓上海公安局的领导干部梁国斌、黄赤波、王鉴，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我说，我不了解上海情况，上海也没有人听我的话。陈伯达马上拿起纸，写了信给上海。到了上海，我把授权书给张春桥看了，张春桥表示全力协助。结果，按照江青的旨意，梁国斌、黄赤波、王鉴，还有一些有关的人，都被抓到北京来了，江青把他们关起来了。”

“第二件，1968年2月2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江青拿了孙峻青的一本小说对我说，这人是个作家，他是上海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你顺便到上海把孙峻青弄来北京，说我找他谈话。我到上海派飞机把孙峻青接来北京。3月1日晚上，江青把我叫到钓鱼台十六楼，她给我一个材料看，并说孙峻青同总政治部、空军的一些人有密切的‘黑关系’，叫北京卫戍区把他‘监护起来’。我照江青说的写了一个报告给她和陈伯达、康生，第二天我就送给她，江青批了‘同意’。就把孙峻青逮捕了。”“第三件，1968年3月2日晚上，江青对我说，她在30年代有一个佣人叫秦桂珍，跟她在一起，很了解她的情况，她要我去上海，把这个人弄来北京，就说江青请她来北京谈一谈。我就派人到上海秘密打听，找到了秦桂珍，把她带到了北京，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北楼，当‘上宾’招待。我问江青什么时候接见秦桂珍，江青说：我不见了，你写个报告给我，就说她与上海市公安局有黑关系，同上海市委有关系，同香港有往来，为了不干扰江青，要把她抓起来。’我就按照江青讲的写了报告，江青批了。当时江青派来了两辆吉普车，把秦桂珍带走，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