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需要在这一主要敌人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国民党再坚持一党专政已举步维艰，张君劢的制宪才华在这时得到了全面体现。出于抗日大计，国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国民参政会，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结果会议颠覆了蒋介石的预想，演变成一场要求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会议。随后，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国民党万般阻挠，但随着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日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局也日渐发生变化。在抗日战争结束之时，在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勉强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即旧政协。在国内和国际都要求民主、实现宪政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抛出尘封多年的“五五宪草”供代表们审议，结果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宪法方案。张君劢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是间接民权，不是直接民权。他主张直接起用公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代替国大；以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限制总统权力，使之成为虚位元首。这一议案矛头明显对着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蒋介石，没想到国民政府负责宪法草案讨论的孙科，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竟然支持了张版提案，而由于蒋介石本人也一时疏忽，竟然成案！

随后的事实是我们所熟知的，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这个旨在限制自己的宪法，他选择食言而肥，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把自己独裁的嘴脸卖给了全国人民，在道义上他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最后，虽然蒋介石违背了旧政协决议，修改了张版宪法，多数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政府，修改后的宪法也被视为“伪宪法”，但为了欺诓人民，显示国民政府“多党民主”的形式，为了拉拢张君劢的国社党，蒋介石集团做了一定形式的妥协。实际上，从学术的立场看，这个修订过的“宪法”在民国政治体制中形成了半总统制半内阁制的形式，在根本原则上并没有违背张君劢的宪政宗旨，该“宪法”的主体结构一直延续到蒋介石败退台湾一隅之后。

在这个意义上，张君劢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国宪法之父”。

党魁与战犯

张君劢关注中国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理性的政党以教化人民，从而能真正确保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张君劢一贯反对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因此早在北伐战争之时，他就是国民党的批评者。经过对国民党的观察，他预测在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无非选择三条路：一是召集国民会议；二是实行一党专制；三是内部分裂，造成全国混乱。他认为第一种选择在当时国民的民主素质欠缺的情况下，只能重演政治操纵的故事。换言之，也就是说国民党只会走后两条路，而这将阻断中国的民主进程。从这个判断出发，他坚决地批评国民党也就可以想见。可悲的是，国民党竟然没有跳出张君劢给它划出的政治路向，1927国民政府成立后，随后就是全力清洗中国共产党，并同时引发了大规模的内部分裂，严格地说，一直到败退台湾为止，国民党面临的这两个政治困境始终未曾逃脱。

由于批评国民党，张君劢创办的政治大学为国民政府接收。随后他创办杂志，以政论的方式继续批评各革命的政党，尤其是当权的国民党。他创办了《新路》，坚决地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批评国民党以民智未达为借口，始终拒绝实行宪政的卑劣行径。由于言辞激烈，很快地在1928年《新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在国民党的压制下，1929年张君劢曾一度第三次短暂赴德国任教，但很快又回到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