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回国之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对“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的崇拜热情正高。1923年2月4日，陪同杜舒里北上天津和北京讲学的张君劢，应著名学者吴文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做“人生观”的演讲。没想到这一次偶然的讲演，竟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张君劢演讲的题目出自倭铿的一本书《大思想家的人生观》，其主旨在于说明科学并非万能的，由于听讲人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一开始就特别提醒他们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人们熟悉的人生观问题更是如此。他说：“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这一看法，客观地说，应该符合张君劢已经成型的思路，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恰冲撞了当时国内对“德、赛二先生”的崇拜，这篇演讲词刊登在了《清华周刊》的第272期上。

张君劢的好友丁文江这个著名的科学家率先发难，他读到该文后“勃然大怒”，先后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和《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激烈批评了玄学是“无赖鬼”，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若导致问题是出在政治家和教育家身上。他说是“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张君劢由是获得了“玄学鬼”的称号。

由于张君劢对丁文江做了反击，并发展成“东方文化救世”的立场，于是这场笔战的范围大为扩展，当时众多精英人物都卷入到了这场论战中，这就是所谓的“科玄论战”或“人生观论战”。热衷以结果来论成败的学者通常愿意认为是“科学派”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随着辩论的深入，双方的观点都日益走入极端，因此，评价这场论战的胜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当时论战的各方谁也没有最终被说服来看，如何评价这场文化论争需要更复杂慎重的考虑。

中华民国的“宪法之父”

“科玄论战”其实只是张君劢生涯中的一个插曲，如果说这对他有什么意义，充其量不过是把他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予以宣示而已。他的志向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他要为中国制定出最好的宪法，然后在政治实践中去检证。

张君劢为中国制定宪法的经历从他1922年回国之初就开始了。自袁世凯败亡以后，中国军阀以抢夺中央政权为中心而使全国陷入混战的局面。当时国内知识阶层有鉴于这种危局，不少人主张通过变更国体，通过联省自治实行联邦制来挽救时局。在这个背景下，1922年5月7日，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总商会开幕。张君劢作为小有名气的宪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应邀出席，并受国是会议的“国宪草议委员会”的委托，草拟成《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两份，其中甲案代表张君劢本人的意见。在这个宪法草案中，张君劢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结合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因为若照搬美国的联邦制，则恰好为当时占地为王的军阀割据所用；若是实行单一制，则当时的乱局恰由以中央政权为依托的军阀坚持“武力统一”所造成。因此，综合中国的国情，他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单一制，但以清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为前提，而整个宪政框架都以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指归。

这次制宪是张君劢作为宪法专家在中国宪政史上初试莺啼。很显然，这部宪法虽然比较好地反映了张君劢的政治主张，但无法得到军阀们的尊重。张君劢一直试图以尊重国情为基础，以不从根本上违背他的宪政原则为前提而执行妥协路线。此后，他作为宪法专家不停地卷入当时中国宪法问题的争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