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第一次留学德国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如火如荼地进行。他学问没有做成，但显示了做一个出色的政治观察家的潜质。自战争开始，张君劢一直留意时局，买了不少书籍，并结合报刊，研究战争的进展。他还在房间挂了一张大地图，在地图上标记战线，并预测战局的胜败。他是如此投入，以致他的房东误把他当成是来自日本的间谍。终于有一天他被房东大娘抓了个“现行”，直到到了警察局，误会才解开。张君劢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成是“启发吾人知识之最好教科书”，撰写了一系列时评刊发在国内的报刊上。他的结论是：只有教育、工业和科学技术都发达的国家，才能在近世战争中稳操胜算，打败敌人，否则就会像俄国那样被敌人打败。心系祖国的他，得悉国内袁世凯称帝的闹剧正在上演，他决然地放弃了学业，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在袁世凯死后，他和梁启超主导的“研究系”，积极鼓动北洋政府参加对德宣战，但最终沦为军阀斗争的牺牲品。在政治上失意的梁启超和张君劢以个人身份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这促成了张君劢二度留学德国。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惨重失败，极大地打击了张君劢，他认识到国际上只有强权，而没有公理，国家若本身软弱，所谓外交只是一句空话。这种打击坚定了他早已形成的要培养强健国民以壮大国力的认识。带着失望的情绪，他们一行继续欧洲的游历。对倭铿(也译奥肯或奥伊肯)的拜访，改变了张君劢的人生轨迹，他最终决定留在德国拜倭铿为师。倭铿是现代德国著名的生命哲学家，他主张人的精神意志的重要意义，张君劢发现了他的学说中蕴藏着和孔子相合之处：“孔子之所谓诚，即奥氏所谓精神生活也；孔子之所谓以诚尽人性物性者，即奥氏所谓以精神生活贯彻心物二者也。奥氏之所谓克制奋斗，则又孔子克己复礼之说也。”两者之不同则是，孔子为“抽象之论”，奥氏“则有科学根据”。笔者以为张君劢的这段比较极其重要，它应该最能反映他一生的思想坚持和政治追求：一方面，他相信科学的力量，希望自己的祖国能依靠科技强国；另一方面，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使得他又质疑科学支配人的后果。他想要的是既要让科学造福于落后的祖国，中国又能坚守重视人际和谐的优良传统。这就是张君劢毕生奉行不懈的“德、智”并重的道路。

源于资本主义之贪婪而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社会主义思潮展示魅力提供了最现实的政治舞台。推崇魏玛宪法、一直试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把中国建成宪政国家的张君劢恰在此时与它相遇，因此，他试图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拯救中国的思路就很自然地成型了，并从此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坚定支持者。

张君劢第二次留学德国，由于心系国家的政治命运，再次放弃了博士学位回到中国。这一次他无意间竟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文化争论。 

一个“玄学鬼”

张君劢深刻地研究了《魏玛宪法》，对德国人民的服从和奋斗精神印象深刻，他把这归为德国能从一盘散沙很快完成统一，并实现宪政的主因。他由此想到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徒有各种版本的宪法，却总是崇尚武力，而不能实现宪政的可悲现实，他认为问题出在中国人缺乏基本的政治品格。1921年10月，他写成《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一文，系统比较了中西政治的异同。他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党，通过政党教育人民来达成他为中国找到的政治出路。他相信“理想的政党成，则理性政治之实现必矣”。思考至此，他认为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922年1月，张君劢陪同来华讲学的哲学家杜舒里回到中国，不期，在实践政治之前，他先成了“玄学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