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本和德国

1902年，张君劢在宝山应试策论，对此驾轻就熟的他轻松地就中了秀才。次年，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良(相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当时刚从美国返回日本的梁启超不但将震旦学院的招生启事登在了他主持的《新民丛报》上，还特别在同期撰写《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文中有“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看到这篇文章的张君劢深受刺激，于是不惜重金进入了这个学院，然而半年以后，因经济困难而辍学。1904年，17岁的张君劢考入南京高等学校，但由于他在上海参加了当时抗议俄国非法侵占中国东北的义勇队，最终被勒令退学，而不得不由友人介绍赴湖南任教于中学。据说，他在湖南授课时，有次论及国际形势以及列强对华的侵略，语调激昂慷慨，竟使得学生当场号啕痛哭，甚至晕倒在地。我们可以想见，若不是张君劢爱国情绪的深沉激烈，断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1906年，上海宝山选派8人赴日本留学，张君劢和他的弟弟张公权(嘉后为近代中国极为著名的金融家)双双入选。同年3月，还在蜜月期的张君劢告别新娘，启程东渡日本。这年秋天，他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只能资助张君劢学习理化，然而他却选择了他感兴趣的法律和政治学，于是半年以后，资助便终止，随后给他提供撰稿费的《新民丛报》停刊，张君劢被迫在清苦的环境下坚持学习。早稻田当时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因此张君劢见识了诸多英文政治和法学典籍。除此以外，张君劢的老师们经常提及在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德国学者及其著作。笔者臆测,德国(于1871年)艰难统一并迅速崛起的历史给德国学者积淀下的深沉情感在他们著作中留下的深刻烙印，一定给他这颗关心深重国难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张君劢从此下定了去德国留学的决心。

在日本，张君劢以立斋的笔名翻译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这是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穆勒(今天也译为密尔)的名著《代议制政府》的摘译。张君劢为它专门写了一段“小引”，并不时在文中添加按语，比较了中国的民族关系，反对革命派的“排满”，而主张民族宽容。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张君劢反对革命派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而主张改良立宪。需要指出的是，在穆勒的作品中，本来就强调政体必须和国民的性情相适宜，而这样一个政体最终必须靠它的国民，政府才能运转，而且其国民也愿意。因此，这不仅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这个学说适合为当时中国的改良立宪派张本，而且也应该符合张君劢的一贯坚持。事实上，他以后的政治活动无论是斗争还是妥协，都围绕着相近的思路进行。所以，有学者指出：“就某个意义上来说，《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奠定了张君劢一生政治思想的一个里程碑。”这应是切当之判断。随后，他又撰写了《论今后民党之进行》一文，文中他主张提倡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使国民成为真正的公民；同时，他又强调领导人物的作用。他已经初步形成了精英人物奋斗于上，国民奋斗于下，双方和谐努力的政治理念。

1910年，张君劢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启程回国。不久，他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末代翰林。随后，他积极参加了梁启超阵营的政治活动，最终由于激烈攻击袁世凯听任外蒙古分裂的罪行，为暂避袁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于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这是张君劢第一次赴德国留学。德国的大学充分尊重学生的自由，但这反而给当时德语还不熟练的张君劢出了一个难题，而且他当时志不在做学问。他自己曾确认过这一点，他说由于受清末民初知识界那种“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的风气影响，因此，他“在德国读书约有两三年，而自己无多大心得。……虽两三年中读书甚勤，但始终站在学问之外，学问与自己尚未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