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锦芳：理解马克思比理解纯粹哲学更难

嘉宾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系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策划专访，采访：唐智诚，整理：普庆玲

一、要想理解马克思，必须着眼于其完整的理论体系

凤凰网历史：马克思理论体系都包括哪些部分？它们相互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聂锦芳：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非常复杂，通常的理解是由三个部分或者领域组成，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但是这种概括和区分，并不能充分而客观地反映和呈现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和实际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明确的专业意识和界域，相反，在其漫长的理论探索和研究过程中，这三个部分或者领域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后来在与杜林论战时，针对杜林的著述，恩格斯为了论述和批判的方便，认为马克思在这三个部分或者领域跟杜林是对立的。之后，列宁据此进一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有这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

我们要想理解马克思，必须着眼于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就是他在经济现象的讨论中贯彻和体现了他真正的哲学思想。因此，他最深刻的哲学不是“纯哲学”，而是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透视，而他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讨论，又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就是想超越资本主义，建构一个人类公平、正义的社会，以实现所有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这三个部分或领域一个互相融合、会通和支撑的关系。比如说，马克思除了早期之外没有所谓“纯哲学”的讨论，他甚至说过这样极端的话，即要“取消哲学”“消灭哲学”。很显然，他之所谓“取消”“消灭”云云，并不是要把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方式的哲学去掉，而是说，作为纯粹观念和主体精神的哲学不能维持下去了，哲学应该讨论“哲学之外”的东西，即哲学家所处在的现实社会，而在现实社会中最为基础的是经济关系，而他的哲学创造、他的社会关切，恰恰体现在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之中。作为马克思一生最重要著述的《资本论》区别于古典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说之处在于，它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和的支撑，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就培育、锻造和建构于资本批判和哲学探索之中。所以在我看来，《资本论》是既是经济学著作，更是哲学著作，当然也是社会学著作，是马克思的世界观、认识论、社会论和人性论的融合和会通。

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讨论是总体性思维的展示，他的经济学不是现在所流行的部分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他把各种经济现象及其发展变化包括危机当成同一个社会总体的状况来发现，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哲学思维。

另外，马克思并没有建立纯粹哲学体系的想法。他不是专业的哲学家，探究和分析经济现象和资本运动也不是想当经济学家，他的哲学探索和经济学研究有一个重要的情怀，就是超越资本带来的痛苦和异化，使人类趋向美好。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就培育、锻造和建构于资本批判和哲学建构之中。

按照我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仅是对立的、冲突的，更是继承、扬弃、批判和超越的，就是说，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基础和过程中，马克思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这种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他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哲学提供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对现实境况深刻剖析与趋向美好社会的理想志趣和执著追求，在他那里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凤凰网历史：马克思是如何形成上述理论体系的？

聂锦芳：马克思是西方文化传统孕育出来的思想家，如果你去他出生的地方特里尔考察一下，就可以体味到这一点。他的思想有几个来源，一个就是源远流长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也包括犹太-基督传统。再一个就是近代的启蒙思潮和人道主义。在特里尔城中心，现在依然巍然屹立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宏伟建筑，马克思今年是200周岁，就意味着200年前，他生活的环境和现在大体一样。“特里尔传统”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场”，对马克思影响最深刻的就是宗教情怀和人文主义，他是在这样一个有文化传统和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马克思的中学和大学时代深受人文主义的熏陶，特别是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他高仰人的自由和自我意识，所以起初他表达对社会的理解和思考的时候，理论武器是哲学。在博士论文中，甚至在关于自然哲学的讨论中，张扬的也是自由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但是他后来深入现实时发现，这种自由和自我意识的理念并不能面对、解释复杂的社会。在《莱茵报》时期，他接触到一系列社会现象，与原来的那种纯粹哲学的讨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他把这叫做自己耐心“苦恼的疑问”。自由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由是不存在的，人们都受到物质利益和生存环境的支配和左右。这促使他改变了探索和思考的方向，就是由对自由和自我意识的呼唤转向了对不自由的形式的了解和分析，由飘浮于现实之上的哲学理念转向了现实生活，而这种现实生活就是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最主要就是政治经济关系，这样他就由哲学转向了政治经济学。

大概从1843年10月开始，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这就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转变，此后持续了40多年，一直到其生命的终结。《资本论》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著作，它是一个庞大的手稿群，是马克思40余年间来对资本时代的观察、分析、思考的记录。由于资本的复杂性以及对这种时代的理论透视的艰巨性，使他的这种探索非常之艰辛，他虽然转向了政治经济学，但是他强烈地感到，如果没有哲学，实际上这种探究根本不能深入和奏效，因此在漫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哲学如影随形。在《哲学的贫困中》他提出一个概念，即“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里所谓的“形而上学”并不是与“辩证法”相对概念，而指哲学。

是哲学使他摆脱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摆脱了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学说。《资本论》和经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到他晚年都没有停止，但是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件，使他卷入政治斗争和国际工人运动，最终没有完成这部著述的定稿工作。一件是1848年欧洲革命，还有一个是1871年巴黎公社。马克思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现实性和革命性，他有一种情怀，就是一定使理论转化为现实运动。这样的现实基点在他看来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织和运动。在资本主义的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及其行动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1848年革命对于马克思影响是很深的，但是现在看，1848年革命并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既追求民族独立和自决，又探究资本时代的发展，同时试图超越资本弊端及其传统社会影响的带有多重目的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曾经暂时离开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新莱茵报》上单独或者与恩格斯合作发表了大量的时事评论。1848年欧洲革命后，马克思于1864年曾经参与创立了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起草了第一国际大量的文献。但是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形势非常复杂，在马克思的建议下，1876年这一组织正式宣布解散。在此之后，马克思又回到理论研究当中。这构成了他一生历程的很特殊的一个阶段。

长期以来我们对“革命”内涵的理解，是与“暴力革命”紧密相关的，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除了暴力革命、打碎国家机器以外不能走别的道路。对马克思“革命观”的这种理解和解释，对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激进左翼思潮影响很深。但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文献就会发现，他所阐释的“革命”的含义非常复杂，他多次预料，不同的国家、民族面对各自特殊的历史状况和现实机遇，革命的途径可能多种多样。由于没有把他的思想中这些复杂性充分揭示出来，导致在20世纪我们对马克思的阶级、政党、国家和革命的思想的理解不同程度存在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

工人运动的参与没有使《资本论》的写作停止下来。1857年，马克思已经进行了近15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恰从这一年开始，资本主义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这促使他把自己在多年研究中形成的思想加以整理、总结，开始系统地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1857年8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写成了篇幅巨大的7册手稿，后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又称《1857-1858年手稿》。这部著述触及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加以探讨过的许多重要问题，特别在其《导言》中，马克思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统一的观点，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深入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他还首次明确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分析和阐释了包括剩余价值等在内的一系列科学概念。可以说，这部手稿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写作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

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写作计划的变化，马克思曾签订的关于出版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同并没有付诸实施。这时他又设想分6个分册来阐述其思想。1859年1月，新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就是他当时计划的6个分册中的第一分册。在该书序言中，马克思深刻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明确指出这是他用于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原则。其后，在写第二分册时，马克思又改变了计划，决定以《资本论》为全书的正标题，而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从1861年8月到1863年6月，马克思创作了篇幅更为庞大的手稿（即《1861-1863年手稿》），共23册。这部手稿大部分是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梳理和批判，马克思把商品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分析了资本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的区别，并详细地分析和阐明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1863年至1865年，马克思在以上两部手稿的基础上又写出了新的手稿（即《1863-1865年手稿》），内容分为三部分，基本上相当于后来《资本论》的第一、二、三卷。这时马克思逐步形成了《资本论》四卷（理论三卷、理论史一卷）结构的计划，1866年10月，四卷结构计划得以最终确定。

至此，经过近10年的艰苦工作，马克思写出了篇幅浩繁的三部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几乎都作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而详尽的研究和阐发。

1866年到1867年，马克思把此前完成的庞大的手稿加工改写成《资本论》第一卷付印稿，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正如恩格斯所说：“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从1868年起，马克思在身患多种疾病、生活更加贫困的艰苦条件下，不仅坚持对第一卷的其他语言版本进行了精心的修订，还孜孜不倦地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手稿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整理，继续进行深化、拓展的研究工作，其中在19世纪70年代就写过7份第二卷手稿。

此外，他的思想还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探索阶段。除了《资本论》的修改和整理、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策略和路线的反思和调整，他还发现了自己原来没有讨论过的很多重要的问题，主要有两部分，一个是古代，再一个是东方，古代是对资本主义前世的讨论，东方主要就是俄国、印度，也包括中国的出路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晚年十几年时间，在身体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写了大量的笔记。

但遗憾的是，马克思最终未能完成《资本论》定稿，工作和新的理论工作的完整表述，于1883年3月离开了人世。

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的思想的复杂性、深刻性还远远没有被我们充分地理解和揭示出来，这是我们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欠缺，而这种欠缺导致了在现实中对马克思主义解释上的偏差，解释上的偏差又引发了实践中的失误。这是我对马克思身后其理论和实践效应的判断。

二、理解马克思比理解纯粹哲学更难，社会革命有其复杂性

凤凰网历史：马克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出了《资本论》，对当时西方社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聂锦芳：《资本论》从准备、写作到修改、整理和出版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前面说过，它不是一部业已完成了的作品，而是一部由众多手稿组成的篇幅巨大的著述。

（一）1843-1856年：《资本论》准备阶段

早在1842年至1843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1843年，他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表达了要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去解剖”市民社会“的愿望和决心。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马克思在旅居巴黎期间，写下了第一批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笔记，史称《巴黎笔记》，这是他一生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这一方面著述的开始。《巴黎笔记》共9册，大部分是他研读同时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摘录、批注和评论。与这些笔记的写作密切相关，马克思这一时期还写作了着重阐述”劳动异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2月，马克思遭到巴黎当局的驱逐，被迫迁往布鲁塞尔。在离开巴黎的前两天，他同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签订了出版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同。随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撰写这一著作的准备中，研读了相关领域的一些重要著述，留下7册被称为《布鲁塞尔笔记》的文献。1845年7月到8月，马克思在英国曼彻斯特图书馆又完成了9册笔记，史称《曼彻斯特笔记》。1847年，为了批判蒲鲁东，已经确立了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马克思创作出版了《哲学的贫困》一书，以论战的形式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基本观点。1849年4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为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在伦敦再一次系统攻读政治经济学说史和同时代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摘录、札记和评论，留下24册笔记，总计达100个印张以上，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

马克思上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研究，可以说是为《资本论》的实际撰写所做的准备性工作。因为写作这样一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经济结构的巨著，必然要求系统地研究、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在分析中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马克思的这些笔记和著述为他日后写作《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议题、思路和框架。

（二）1857-1867年：《资本论》整体写作阶段

1857年，马克思已经进行了近十五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恰从这一年开始，资本主义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这促使他把自己在多年研究中形成的思想加以整理、总结，开始系统地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1857年8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写成了篇幅巨大的7册手稿，后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又称《1857-1858年手稿》。这部著述触及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加以探讨过的许多重要问题，特别在其《导言》中，马克思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统一的观点，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深入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他还首次明确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分析和阐释了包括剩余价值等在内的一系列科学概念。可以说，这部手稿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写作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

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写作计划的变化，马克思曾签订的关于出版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同并没有付诸实施。这时他又设想分6个分册来阐述其思想。1859年1月，新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就是他当时计划的6个分册中的第一分册。在该书序言中，马克思深刻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明确指出这是他用于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原则。其后，在写第二分册时，马克思又改变了计划，决定以《资本论》为全书的正标题，而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从1861年8月到1863年6月，马克思创作了篇幅更为庞大的手稿（即《1861-1863年手稿》），共23册。这部手稿大部分是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梳理和批判，马克思把商品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分析了资本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的区别，并详细地分析和阐明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1863年至1865年，马克思在以上两部手稿的基础上又写出了新的手稿（即《1863-1865年手稿》），内容分为三部分，基本上相当于后来《资本论》的第一、二、三卷。这时马克思逐步形成了《资本论》四卷（理论三卷、理论史一卷）结构的计划，1866年10月，四卷结构计划得以最终确定。

至此，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工作，马克思写出了篇幅浩繁的三部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几乎都作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而详尽的研究和阐发。

（三）1867-1910年：《资本论》出版、整理和研究阶段

1866年到1867年，马克思把此前完成的庞大的手稿加工改写成《资本论》第一卷付印稿，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正如恩格斯所说：“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从1868年起，马克思在身患多种疾病、生活更加贫困的艰苦条件下，不仅坚持对第一卷的其他语言版本进行了精心的修订，还孜孜不倦地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手稿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整理，继续进行深化、拓展的研究工作，其中在19世纪70年代就写过7份第二卷手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最终未能完成《资本论》第二、三卷理论部分和第四卷理论史的整理工作，于1883年3月离开了人世。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毅然放下自己手中的研究工作，肩负起整理、编辑和出版《资本论》遗稿的艰巨任务。1885年7月，经过恩格斯整理、编辑的第二卷在德国汉堡出版。而第三卷就马克思留下的手稿看“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因此，恩格斯面临的工作的难度更大。为了使原稿更加完善，恩格斯作了艰巨而繁杂的修订、增补和注释等工作，1894年12月，这一卷也在德国汉堡出版。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在从事上述工作的过程中，还同那些歪曲、诽谤《资本论》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这一巨著鲜明的立场和科学的价值；同时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研究，充实了马克思的手稿，为《资本论》增加了新的内容。可以说，《资本论》这座雄伟的理论大厦的建立，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

《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历史批判部分”。恩格斯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便把整理和出版这一卷的工作委托给考茨基。考茨基于1905年到1910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书名，分3册陆续发表并出版。

凤凰网历史：他当时是看到了自己写的东西跟社会现状的有一些差异？

聂锦芳：19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世界的出现的新变化超出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某些判断和第二、三卷内容的原有设计。1879年4月他在致函丹尼尔逊解释延期出版第二卷的理由时所言，虽然承认这种情况是“现行的制度”的“严厉”所致，“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和“气愤”，但最重要的在于，“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因为“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如此严重的、至今几乎已经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鉴于以往《资本论》内容的设计是以英国为典型进行资料搜集、逻辑分析和理论判断的，因此，马克思感到“必须注意目前事件的进展，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来，特别在长期关注的西欧之外，“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凤凰网历史：马克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出了《共产党宣言》，对当时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有怎样的影响呢？

聂锦芳：马克思是德国人，他后来流亡英国。1848年革命期间，德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领导人长期流亡国外，比如说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等地，这些流亡国外的无产者成立了一个组织，叫自由者同盟。但当时他们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思想观点，也不明白自己的行动的最终目标和纲领，这样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导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由者同盟需要改组，建立的新组织名称叫正义者同盟。但是正义者同盟的目标和纲领，很难跟资产阶级政党所主张的自由、平等等区分开，实际上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劳苦民众的贫困问题，为他们的解放寻找出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正义者同盟就酝酿新的改组，很显然对自己新的组织的纲领的阐释成为关键。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了对作为其思想先驱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马克思正在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则将社会主义学说引入了德国。因此，正义者同盟改组的时候，就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为起起草一个新的纲领。

我个人认为，当时受委托起草的并不仅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其他人，但是只有恩格斯拿出来的稿子比较受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认可。所以，《共产党宣言》有三个过程稿，前两个是恩格斯写的，叫《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但并没有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和理由讲得很充分。在这样的情况下，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使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但是恩格斯的初稿需要，包括形式和内容。这样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基础上，做了大的修改、补充和新的阐发，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还给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从1847年年底到1848年年初，马克思在很短的时间内起草了四章内容。

《共产党宣言》确实提出“消灭资本”“消灭私有制”。但是《共产党宣言》对资本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肯定了资本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展，另一方面又展示和透析了其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所以，消灭资本主义并不是把资本主义彻底撇开、根本否定，退回到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和生活状态，而是充分要认识资本、掌握资本、利用资本、节制资本、扬弃资本和超越资本。

《共产党宣言》所出现的资本时代的问题和元素都是成对出现的，它们之间既是对立的，更构成了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比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是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消灭了自己成为资产阶级、统治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同时也把自己消灭了，结果是使人类摆脱了剥削、贫困，实现了自由和平等。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思考。后来在这方面的理解有点简单化，就是说把矛盾关系当成了敌对关系、你死我活的关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是要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统治者成为被统治者。这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的观点的误解。

那么，如何理解《共产党宣言》当代意义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席卷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态势，直接关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当代价值的重估。对于全球化，目前不同的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但就实际状况而言，资本的全球化仍然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当代的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所研究过的诸如雇佣劳动、“物奴役人”的现象、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等情况依然存在，它们所由产生的那些经济根源、社会实质与功能也不能说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已经完全消失。但当代的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各个国家的经济主体在生产之外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急速展开。这种活动借以实现的形式就是跨国公司和国家资本。它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的先进技术，实现了越来越大的范围的企业的国际分工。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最近40年中国的发展中，资本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国外资本一直备受青睐，中国成为“世界工场”，更进一步成为贸易大国。而当我们有了新的发展、具备了一定实力之后，我们也开始向外投资，涉足诸如非洲的石油、澳大利亚的矿业乃至美国的银行，特别是我们在非洲的投资影响越来越大，商业利益也越来越多。我们的这种投资当然有获取足够的原材料和更多的资金以满足国内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的考量，但不也给落后国家带来世界视野、全球眼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向发达国家表达了中国希望世界和谐与发展的理念吗？应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双赢和回报。

以这样的情形来看当代资本，就不能说它仍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鲜血”，实际上，经过变化、修正和转换，较之过去它某种程度上更代表着一种规则、尺度、秩序、进步甚至文明，资本继续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但它所造成的不完全是对立、冲突，更不是充斥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般的惨烈，形成的是差异、等级、多元、示范、导引和推动。这样说来，处于当代全球化态势下的“资本”已经不完全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批判的那个“资本”了。这就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当代解释力的界域，正视时代变迁所导致的差池，写出它的新篇章。

按照我的理解，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能仅仅限于提出一些具体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更应当是一种思想体系、基础理论的建树；而对它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阐发，则必须借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当代全球化态势的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不能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责编：马钟鸰 PN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