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余光中的“历史污点”是真的吗？

2017-12-15 11:15:43 凤凰历史兰斯

2017年12月14日早上10点04分，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过世，享年90岁。相信不少读者在学生时代曾经阅读过这位先生的文章，尤其是《乡愁》几乎可以当做国家统一的教科书了。

然而，在余光中去世后的一片哀悼声中，有一种声音格外刺耳，声称余光中在台湾“戒严时代”的“乡土文学”争论中，以反共的立场给论战对手扣“左倾文艺观”的帽子，对论辩对手进行政治迫害，充当“文坛打手”，是其“历史污点”。

那么这个“历史污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真有其事吗？

笔者还是学生的时候也拜读过他的《乡愁》，相信不少热血青年都视其为偶像

作为一个台湾的“外省人”，又经历了赫赫有名的“戒严时期”余光中老先生的文字必然带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往回调60年，看看那段特殊的岁月给台湾的文坛带来怎样的影响吧。

台湾的戒严时期

1949年（民国38年）5月19日，随着内战的节节败退，台湾省全境宣布自20日起戒严。此后一直到1987年蒋经国宣布戒严解除为止，整个台湾都属于“战时经济”，后世称这个时代为“戒严时期”。①

在这段黑暗的岁月里，国民党当局对新闻、书刊等出版品的内容进行严厉检查。同时国民党还全面查禁30年代左翼作品，对作家的创作进行调查与干涉，同时亦以各种手段动员文人进行反共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反共文学的创作。以左翼文人的代表鲁迅为例，作品被完全禁绝，当局也通过各种手段宣传“负面”的鲁迅形象。

戒严时期对后来的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在长达38年的“戒严”期中发展出“党属文人”的鲁迅批判、“自由人文主义”者的鲁迅研究和左翼青年的地下阅读这三种截然不同的形态，共同组成了“戒严”期台湾鲁迅接受的“三色光谱”。②

而余光中的文坛生涯里面，有一大半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中度过的。

现代文与文言文

1950年代后期，由于对八股的反共文学感到不满，于是诗歌界开始倾向在政治之外，探索另一条艺术至上的道路。1956年纪弦领导的现代派诗社成立，揭诸“六大信条”，强调“横的移植”。③

事实上台湾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对大陆的影响比一些人想象的要大得多

在以“反共、战斗”为主旋律的戒严时期，现代派算得上一股清流了。因此不仅其主张风行一时，连同与其迭有争论、鼎足而三的蓝星诗社及创世纪诗社，其实基本上也属于台湾“现代派”的范畴。④而余光中先生就是蓝星诗社的主要创始人。

但是既然是以现代为名，就势必得罪一些保守和传统的文人。

首先是在《文学杂志》展开新诗与旧诗关系的论战；其次是纪弦与覃子豪针对新诗发展方向的争论；接着是针对苏雪林、言曦等保守文人对现代诗攻讦引发的抗辩。⑤这种情况在1971年后随着现代派被打上“西化”烙印而剧烈化，包括龙族、大地、主流等以大专青年为主新兴诗社创立，纷纷提出反省，足以显示当时风气的转变。

台湾现代诗创始人纪弦

在这旷日持久的唇枪舌战中，以余光中先生和唐文标先生的“交战”最为激烈。唐文标的文章由于炮火猛烈，甚至直接宣布了现代诗的“死亡”，导出诗不需要存在的结论。其极端化的言论、偏激的视野与霸道的态度，引来了强烈的反弹。⑥

余光中先生直接在他的著作中指出“近两年來。我们的现代诗进入了空前严厉的‘批评時代’”，同时指出海峡对岸是“革古典文化的命”，而唐文标则是“一笔勾销古典文学与现代”。⑦这在那个时代的台湾，可以说的上是最严重的“帽子”了，也看得出来，此时的余光中先生对社会主义政权有着极其强烈的反感。所有和“对岸”有关的事情都成为了他心中衡量事物的一杆“秤”，凡是他认为不好的，邪恶的都会和“对岸”的事物进行类比。类似于扣唐文标先生的这顶“帽子”，对余光中先生来说可能是最严重的一顶没有之一。由此可见他对自己参与创建，又看着“长大”的台湾现代诗派是多么的在乎。

年轻时的余光中

当然余光中也不是单纯地“护犊子”，事实上余光中先生是最早批判现代派的人之一。因为他对于中国有着很强烈的热爱（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如此憎恨文革），这种爱，自然包括了中华文化。在那个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时代，中国文学想要发展必须做出变革，但是“过度西化”依旧是余光中在内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余光中先生对现代派的维护和批判，充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精英们对这个国家未来的茫然。

1956年唐文标于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前留影

台湾的乡土派文学与余光中

现代诗论战中，对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中国符号认同，实际上并没有正面的挑战。关、唐的言论没有批评中国符码，甚至还要求中国的阅读美感。但是唐文标的左翼写实主义却激发了“台湾本土意识”，让台湾日治时代作家与新生代乡土小说家得到挖掘。到了1970年代，现实主义的文学观逐渐渗入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当中，而成为可以和现代派相对抗的一个文学主张。

2003年陈映真（照片左侧身着褐色夹克者）夫妇在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发起的反战游行队伍中

当然必须要说明的是陈映真先生虽然是乡土文学的泰斗，也是引发“台湾本土意识”的人之一，但是他本人是个坚定的统派，也是继金庸之后，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位非中国大陆籍的名誉副主席。所以他和余光中先生的论证并非一些人想象中的那种“统独”之争。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南京出身的余光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很受国民党器重的。而陈映真这种本省人就不怎么被待见了，更要命的是，台湾的乡土派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很深。陈映真本人就在1968年被国民党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⑧

陈映真（前右）及其妻子陈丽娜（前左）

时至今日，台湾的老年本土人回想起戒严时期，本外省的关系都会不约而同地声称“外省人一直歧视台湾人”，甚至说北方那些住在“眷村”的才是人，本省人在他们眼中连人都不算。

虽然在戒严时期，本省人不敢像今天这么直白，但就是这种压抑的氛围让双方的矛盾变得像休眠的火山，这座火山在遇到“意识形态”冲突的时候就会瞬间爆发。

中央日报最后的总部华夏大楼

《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在《联合报》发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一文，点名批判王拓、尉天聪及陈映真三人，指责他们“不辨善恶，只讲阶级”、和共产党的阶级理论挂上钩。20日，余光中也在《联合报》上发表《狼来了》一文，一口咬定，台湾的乡土文学就是中国大陆的“工农兵文学”，其中若干观点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竟似有暗合之处”。

此言一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整个时代都是以“反共”作为基调的前提下，余光中的话可谓“血滴子”，杀人于无形。一场原本是关于文学和社会现实之关系的讨论，终于引起国民党官方的侧目，而主动开始攻击所谓的乡土文学作家。单单是国府官方以及所谓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报，从1977年7月15日到11月24日为止，就有五十八篇文章攻击乡土文学。⑨

一直到1978年1月，在台北召开的“国军文艺大会”上，楚崧秋期待文学界要平心静气、求真求实，共同发扬中华民族文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昇上将则强调要团结乡土，乡土之爱扩大了就是国家之爱、民族之爱。这次大会意味着官方对乡土文学之批判的终止。一场本外省人借助意识形态这个议题而展开的斗争终于画上了句号。

结语

随着台独的兴起，余光中先生慢慢地放弃了“反共”的立场，大陆方面也认为其已经真心悔悟。因为随着国民党一家独大局面的终结，“反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正如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一样，大陆或者说中国就是他的母亲，谁去主导她是次要的，海峡两岸不能分割才是主要的了。这种想法在余光中先生这样的第一代外省人身上是很普遍的，而余光中先生的去世也预示着那个时代已经临近了尾声。

在余光中先生去世的今天，我们回首当年的这段公案，会发现，纠缠在其中的“本省人”、“外省人”、“左翼”、“反共”、“爱国”、“台湾本土意识”等因果相当复杂，并非三言两语就能简单定性。将“历史污点”“文坛打手”之类的标签轻易贴上去的，显然是不合适的。

① 张之杰，《20世纪台湾全纪录》，1991

② 徐纪阳，朱双一，《鲁迅台湾接受史论纲》，2013

③ 古远清，《台湾当代新诗史》，2008 ④ 张双英，《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2006

⑤ 《台湾当代新诗史》p59-63

⑥ 蔡欣伦，〈1970年代前期台湾新世代诗人群研究〉，2006

⑦ 余光中，〈诗人何罪〉，1973

⑧ 《当年同受牵连作家季季感伤回忆陈映真》，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