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日本天皇退位是怎么回事？

引言：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出席讨论日本天皇退位、皇太子即位及修改元号等事宜，会议归纳的意见为：天皇2019年4月30号退位，皇太子同年5月1号即位并修改元号。目前，日本政府正就天皇2019年4月30号退位，皇太子同年5月1号即位新天皇并修改元号进行最后调整。在本月8号的内阁会议上，将根据皇室会议的意见最终确定退位日程等相关事项。

天皇的退位为何会受到舆论的热议呢？让我们先盘点一下历史上天皇的让位情况。

明仁天皇

历史上天皇让位以后怎么样

按照明治时期制定的日本皇室典范，近代的日本天皇进行皇位承继，只限于天皇驾崩之际，并不承认当朝天皇的退位和让位。但在历史上，从七世纪奈良时代到十九世纪的江户末期，天皇生前让位到是一种常态。让位的天皇被称为“太上天皇”，略称上皇，出家则称“太上法皇”。或以上皇的住处地名，代指为“XX院”、或将上皇的御所行宫拟为神仙的住处，将上皇代称为“仙院”、“仙洞”。另外，如一时内有二人以上的上皇在世，则根据其让位的先后，分别称为“一院”或“本院”、“中院”、“新院”。予以区别。

日本的律令政治并非中国宋代以后常见的皇帝专制制度，由于贵族势力一直强大，天皇和贵族进行共同统治的色彩非常浓厚，大贵族藤原氏利用外戚裙带推行所谓的“摄关政治”总揽朝政，在位的天皇也限于律令格式的规定，并不能事事随心，某些天皇便有利用天皇家家长的权威，在退位后脱离各种法律条框的限制，实行太上皇专制政治的倾向。这就是所谓的“院政”。严格意义上的院政出现于十一世纪，它和庄园制等皇室、大贵族土地私有的趋势发展有着互为表里的关系，院政以庞大的皇室庄园为经济基础，以中流贵族、受领国司、实务官僚构成的院近臣为其执政工具，另外提拔源平诸家出身之武弁做自己的打手，专制色彩十分浓厚。在应德三年（1086）让位后继续掌握大政的白河上皇是为院政之始作俑者，当时的贵族藤原宗忠在其日记《中右记》中便评价其政治称：“思如今太上天皇之威仪，已同人主，我上皇犹为专制主也”。在十二世纪末的一系列动乱中以狡诈的权术保住了朝廷地位的后白河法皇更被建立幕府政治的源赖朝称为“日本第一的大天狗”。武家政治成立以后，院政的形式也在朝廷内部继续存在，直到明治维新将此制度废除。

皇位继承的仪制和其沿革

在古倭国时代，只有大王（天皇）本人驾崩，才会进行王位的更替，并没有让位的前例。但在645年大化改新之际，皇极女皇把皇位让给孝德天皇之时，日本才开了在位君主禅位的先例。自此以后，皇太子受前帝之禅位践祚的例子开始多了起来，从孝德天皇开始到明治天皇的八十八代天皇之中，因前帝让位受禅继承皇位的天皇有五十七代之多。当然，前帝让位和新帝受禅两者是表里一体的，合称“让国”，或称“让位”，和前帝驾崩之后，皇储践祚的过程自然有所区别。

所谓践祚之原义，即皇储践天子之位，和即位完全同义，在上古，践祚和即位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697年，第四十二代天皇文武天皇践祚后，经十数日方宣即位之诏。以迁都平安京而知名的桓武天皇在天应元年（781）四月三日践祚，在十一日派遣使臣到伊势神宫告庙，到十五日，才临大极殿，向全国宣诏即位，从而创造了将新天皇的践祚仪式和即位典礼分离的仪制，在嵯峨朝制定的弘文格式中，就分别制定了“让国仪”和“即位仪”。

在上古日本践祚和即位还未分别开来的时代，即位仪式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根据《令义解》等文献留下的片断记载中，可知在帝位继承之际，一般是由中臣氏等负责神事的专门氏族奏上寿词，由从事祭祀的忌部氏奉上传国神器之后，新帝方向群臣宣布即位诏书，受群臣朝贺。但在践祚和即位式分离以后，践祚式便形式从简，而以传受神器为实质。群臣上吉言寿词的仪式则代之以举行“大尝祭”，即位诏书的宣诏则在即位典礼上举行。另外在分离以前的仪式上，神器中神镜和神剑要在传位时候当场转交给新帝，但在分离以后，神镜则奉安于别殿不动，只是将神剑和神玺传于新帝，此即所谓“剑玺渡御”之仪，是为践祚让位的核心。如让国之际，前帝和新帝分居别殿，则须任命近卫中将或少将为剑玺使负责传递神器，若同住一殿，则命内侍女官直接将剑玺让与新帝。

按照明治以后制定的皇室典范规定：“天皇驾崩之后，皇嗣即践祚继承祖宗之神器”。这条法度明确规定新帝践祚当在前帝驾崩后立即进行，并当场传授神器。于是天皇生前的让位之例就被废除了，天皇原则上必须在大位上干到死，明治天皇是如此，大正天皇在晚年因脑疾而失去工作能力之后，也是让当时还是皇太子的裕仁（昭和天皇）代为摄政。在二次大战后1947年制定的现行皇室典范中也沿袭了天皇死后皇储必须立即践祚的规定，并无天皇生前让位的规定，也没有提及神器的传授。

作为抗议的天皇让位

17世纪初，德川家康最终结束了日本的战乱局面之后，开创江户幕府以后，德川将军开始频繁干涉朝廷的内部事务，使得天皇感觉到自己被人掣肘。于是连续出现了一些因为天皇对将军干涉朝政不满，而以退位要挟的事件。

1609年（庆长十四年）6月，京都发生了年轻公卿集体私通宫女的事件，当时的后阳成天皇对此龙颜大怒，对幕府的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传话，希望将这些男女通通处死，对此，德川家康一方面对天皇表态说将秉承旨意予以严惩，但却将犯事的十几名公卿和宫女传唤到骏府，只将两名公卿处死，其余都处以流放，还有二人免于处罚。后阳成天皇对德川家康的处置心怀不满，便在当年十二月表示要让位。家康开始不允，后来一度在次年1610年2月答应在3月20日左右让位，但却在闰2月12日又以五女市姬去世为由要求后阳成延缓让位，后阳成很觉得“逆鳞”被犯，但他也只能应承下来。到3月11日，被派到关东商谈让位事宜的传奏更带来家康的七个条件，家康要求让位要等到他或将军德川秀忠来年上京主持，但是今年天皇想退位也随便，只是这样就别想要幕府资助。另外还对朝廷的内部事务加以种种干涉。天皇尽管觉得“万事不调，苦不胜言”，最后也挡不住压力，只能按照幕府的意志，在12月23日先让太子政仁亲王（后水尾天皇）成人，在第二年3月家康上京以后进行让位。

在后阳成之后继位的后水尾天皇，也和父亲一样受到了幕府的很大压力。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为掌控朝廷，将五女和子（东福门院）入宫为妃，但在1619年秀忠上京促成此事前夕，宫中横生枝节，后水尾和自己宠爱的宫人“阿四御寮人”（朝臣四辻公远女）之间诞生了皇子，秀忠上京闻知此事，决定和子入宫延期，后水尾对此则对右大臣近卫信寻表示，当年如果和子不能入内，则“罪在朕躬”，他将剃发让位给兄弟。秀忠闻讯便定罪处分了天皇近臣十余人，示以强硬。对此后水尾更不让步，表示：“此次处分公家虽然很对，但是因为朕没有德望，才导致此事。”再次提出让位。将军秀忠无法，派津藩主藤堂高虎为使说服天皇收回成命，但是天皇反而提出要幕府收回对近臣的处罚。在关白九条尚忠和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的一再请求下，天皇才答应听从将军意志。德川和子的入宫被定在了1620年6月。而被处分的近臣也在入宫之后得以解除处分。

后来在宽永初年，朝幕间又发生了“紫衣事件”，德川秀忠强行宣布1615年以来朝廷赐予高僧的上人称号和紫色法袍无效，以宣示幕府的法度高于天皇的勅许。幕府的举动引起了一批高僧的不满，他们连署上书，提出抗议，而幕府将他们统统流配远方。对此，后水尾天皇终于忍无可忍，他在1629年（宽永六年）11月，不顾他和和子的皇子夭折后皇储无人，突然宣布退位，并把皇位让给了他和和子所生的公主兴子内亲王，搞出了六世纪孝谦（称德）女皇以来长久没有先例的女帝，幕府没有办法，只得予以追认。

恐怕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历史先例，明仁天皇的“让位”才受到世人瞩目。安倍政权的右倾化，路人皆知。然则一直维护战后和平主义的明仁天皇，是不是对安倍政权的“政事”有所不满，方才提出退位呢？人们难免会这样想象。

责编：马钟鸰 PN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