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粮仓”前苏联曾三次大饥荒 数以百万计人饿死

第五，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光荣的任务。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思潮、观点是正常的现象。主要是三种社会思潮，即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三种思潮、理论各有其社会基础和社会势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两种非主流的思潮和势力都力图从不同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左”的思潮把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当成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成是搞市场经济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思潮则鼓吹全面的私有化和彻底的市场化（即“市场万能”），力图使中国离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所以，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清醒地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潮的干扰和影响。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看待苏联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场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试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更不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在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我们不照搬别人的模式，但不意味着不吸取别人的长处，我们也要善于利用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苏东剧变后许多国家照搬西方模式，以为这样可以一步登天，过上幸福生活，但事实表明，这只是梦想，现在他们也都在吸取教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样，我们也不能离开国情，割断历史。我们不能用中国今天的全套理论、做法机械地评判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但中国30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经验理所当然地也给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深刻的启迪。我认为，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着力改善民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正处于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抛弃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创新。

我认为，那种把斯大林时期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暴政轻描淡写，甚至视为正当行为，这是违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吸取了斯大林时期以人为末，民命不如草芥的执政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立国思想和执政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将永远坚持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

第六，如何看待苏联共产党的问题。

在总结苏共丧权的教训时，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并引用邓小平同志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加以论证。邓小平同志的话并不错，但他们把问题集中到“党的问题”上，归结到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放弃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值得讨论。

苏共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邓小平同志上述的论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在册权贵”的形成、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人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了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的苏共。这也充分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一个真谛，那就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可以被蒙蔽一时，但不能长久被蒙蔽。制度的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

苏共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方法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斯大林把苏维埃降到一般群众组织的地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在苏维埃，而是在总书记个人的小圈子里决定的。俄国是个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党代表人们管理国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执政后的苏共一个重要使命应该是教会人们运用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实际上苏共并没有做这一工作，而是长期垄断权力，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共产主义”专访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南风窗》2009年第24期，第33页。）苏联剧变正是这样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