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粮仓”前苏联曾三次大饥荒 数以百万计人饿死

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角度看，中国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中国共产党人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苏联学来的，更具体地说是受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我们正是在学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我们不仅接受了苏联巨大的援助，更把它的经济管理体制照搬照用。在文化方面，苏联文化和文学曾经影响几代中国人，许多已经被俄国人淡忘的苏联歌曲几乎成为中国的民歌。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把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等等。

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说过多少好话。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说，苏联对他不信任，怀疑他是半个铁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才给他摘掉这个帽子，“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253页。）毛泽东表示他不喜欢看斯大林的文章，“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他虽然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大多是政治需要，“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针对苏共二十大，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第260页。）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得不够彻底，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1956年10月31日。在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表示了对斯大林强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不满，他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325页。）“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刻，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1332页。）这些先于《九评》的言论，显然更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毛泽东也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没有解决好。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斯大林模式带有严重的弊端，并不符合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也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相悖，不能激发人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要苏联特色，就是“去苏联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苏联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我在多种场合提出，要想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去苏联化”，抛弃这一模式。我认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仍有人想把中国特色拉入苏联模式之中，把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为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就说明：它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如果不联系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是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对其观点和体制加以否定和改革，就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这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才没有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