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如何避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这是生存压力下的选择，没有其他退路。只有改革越彻底，才有出路。国家组织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越强，才能在持续不断的战争兼并中获胜。你死我活的压力下，那一时期才涌现出了如此多的变革。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成功变革了，楚国吴起变法就遇到了极大阻力，尤其是遭到贵族们的反对。秦国最为成功（军功爵，奖励耕战），才在漫长的逐鹿中胜出。商鞅居功甚伟，不过，也由此开启了百姓沦为国家工具的漫长历史。

马克斯·韦伯十分看重长期战争带来的理性化压力，他认为中国理性化最强的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原因就是纷争不断。一旦统一，就会相应带来权力垄断，“会窒息了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存在于各战国诸侯相争时期的理性化驱动力，在帝国统一后就不复存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广西师大，2010年，第105页）。我们以前一谈及战国时期，脑海中就会条件反射地出现人民的痛苦和战争等印象，人民似乎极其渴求统一。相比于我们关注到的层面，韦伯的这段见解颇有洞察力，揭示了战争这种“恶”在历史中的意外作用，比起简单地歌颂统一，看到了历史更多的侧面。

浙江大学赵鼎新教授研究春秋时期战争的影响，他的研究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包括韦伯、蒂利在内的一批西方学者关注十七世纪西欧的变化，其中也强调了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比如财政制度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出现等。中国战国时期的情况与十七世纪的西欧类似。

回到中国，国家制造农民，是和战国时期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各国面临的境况类似，做法也大同小异，重农与授田是不少国家共同的选择，律令规定上亦有相通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后面附的魏国“奔命律”与“户律”的精神，便与秦国相近。只是秦国这方面作得更彻底，最后能在争雄过程中胜出。

能这样作，是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各方力量竞争中国君力量的成长有关，有些国家，如晋国、齐国与鲁国，分别出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与三桓力量的崛起等变化，内部发生过权力格局的变化，无论是新起的力量还是旧君，在竞争中采取各种办法来削弱卿大夫的力量，壮大公室，为日后走上改造百姓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澎湃新闻：在思想层面上，“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侯旭东：多源汇流后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

重农思想的出现可能和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有关。商人和周人两个族群的谋生方式便存在差别。商人可能不是特别重视农耕，我曾去安阳殷墟，看到殷墟宫殿基址以及王陵祭祀大量使用“人牲”，纯粹为了祭祀死去的商王而杀了很多人（关于这类人的性质，过去争论很多，是奴隶还是战俘等，说法不一），其中大部分还是青壮年。商王下葬时还有不少活人作为“人殉”陪葬，这些多是男女亲信。看来商代是不太注重人手与劳力的。

甲骨文里当然也有不少关于农耕的记载，同样也有很多田猎的记载。“田”字最初的意思就是打猎，后来才引申出耕种的意思。商人虽然已有农耕，但其发达程度恐不宜高估。殷墟虽也出土过几千把石镰刀，但是这些资料不足以证明农耕，只能说明为收获采集发达。因为镰刀无法证明种植，它实际是收获时所使用的。如果出土的是耒耜、锸，甚至是犁，才能证明耕种土地。另外，从出土动物化石以及植物孢粉分析看，当时安阳地区气温较现在高，动物植物资源丰富，有很多可食用的野生动植物。所以，商人农耕未必有多发达。

周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十分重视农耕的传统族群。早在西周初就出现了重视农耕的思想。《尚书·无逸》中周公劝诫成王时说“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继自今肆主，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就是较早的记载。此外，我们从墓葬中可以看出，周人很快就放弃了人殉、人牲。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注意到殷周之际的巨变，是颇为有识的，至于是否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化，恐怕会见仁见智。当然他关注的主要是制度层面，实际变革不限于此。

虽然后来儒家强调耕织为本，其实，儒家的老祖宗孔子原本是不重视农耕的，被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孔子本人也讥讽弟子樊迟“为稼圃是小人”（《论语·阳货》）。虽然他提到治民要“富之教之”，至于如何“富”，却没有说。他对农耕的态度，不知是否与他为殷人后裔有关？

真正强调农耕的是战国的改革家们，如李悝、商鞅等人，以及农家。魏国李悝变法，首倡“尽地力之教”；商鞅成效最为显著，鼓励耕战。《商君书》、《吕氏春秋》中提倡农耕的思想很多，尤其是后书中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题目就极为鲜明地突出了重农。内容包含了农耕技术，还有为何重农的阐述。其中还包括影响深远的工具论与愚民论。《上农》中便说：“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众务农不仅尽地利，亦可改造其心性，使民众淳朴易于驱使，便于贯彻国法，利于君主统治，更使民众积累家产而不轻易迁徙。相反则是“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韩非子·显学》亦可看到农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