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史书：朱棣是朱元璋当义子抚养长大的元顺帝之子

丰州在辽代东西交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既是因为它恰好位于传统意义的北方丝绸之路要道上，又得益于十世纪后期夏州党项势力的突然崛起。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大量考古成果显示，这条穿越广袤漠南之地、主要联接辽东与河西，甚至还可以继续向西延伸的北方丝绸之路，在公元四至五世纪就已正式形成，在北魏定都平城和十至十一世纪的辽代相继经历了两个较为繁荣的活跃时期，而丰州所处的今呼和浩特一带在这条东西交通要道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则历久未变。呼和浩特市坝子村北魏古城遗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来自西方的萨珊波斯银币就是其要冲位置的早期证明，而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及驸马墓和朝阳耿延毅辽墓中所出的西方玻璃器皿等珍贵外来物品等则见证了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在第二个时期的繁荣。

从具体的时代背景来看，十世纪后期夏州党项首领李继迁反宋自立后，时局的变化驱使辽、夏建立起共同钳制宋朝的政治联盟。以此为契机，李氏利用所占据的党项地界的优越地理位置，转而将原先由此地前往宋朝的河西及西域的朝贡使团吸引到辽国的地界——这大致可视作东西走向的漠南道在辽代再臻繁荣的具体原因。而早先作为西南面招讨司治所的军事要地丰州，也就凭借自身在夏州与上京之间的有利位置，进而成为这条要道上的通衢重镇。虽然此后辽朝又在西夏北边开辟了一条避开党项的、经由漠北前往河西及西域的平行通道，但据史籍记载，穿越大漠之路充满艰辛与危险，选择经由此路的风险要远高于漠南道。除了辽夏关系恶化及与西夏处于敌对关系的政治势力盘踞河西走廊的年份外，在其他情况下，人们必定会选择更加安全易行的漠南道。因此，辽代的西方客使主要是辗转通过丰州一带，最终抵达辽京。出现在今赤峰和朝阳一带高规格的契丹贵族墓葬中、源自西方伊斯兰世界的舶来品，颇有可能是通过以丰州为中继地的漠南路自西向东流入辽国腹地的。

而李德明时期（1004-1031）党项与河西回鹘之间的激烈争战以及李元昊时期的辽夏冲突无疑阻碍了这一东西交通干线的正常通行。以前者为例，辽朝曾在辽圣宗太平四年即已拟定致阿富汗吉兹尼算端的外交国书，然而辽使直到1027年才将国书交给对方君主，使臣旅途中的耽搁不顺自然是原因之一，而元昊统治后期及谅祚时期的辽夏关系恶化，则直接导致辽朝与西域的官方贸易有过十年时间的中断。不过从1065年以后直至辽亡前夕的半个多世纪中，随着辽夏关系的逐渐改善与西夏在整个河西走廊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最终这条以交通便捷见称的丝路要道进入其最繁忙的全盛时期，从而将丝路两端的辽朝和喀喇汗王朝紧密地联为一体。

北方草原丝路的全面繁荣不仅表现在东西方商贸活动的活跃，还体现在大量西来客使在辽国境内定居。他们中间不仅有素以经商闻名的回鹘人，更有众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大食（大石）商人，以至后来记载宋金之际史事的《三朝北盟会编》引范仲雄《北记》所列举的1126年随金人一同南下攻宋的十一个部族中就有大石家。如此可观的大食人当然不会是在辽亡前夕的较短时间内才骤然迁徙入华的，其中多数人的父祖辈应当就已经在辽国境内安居归化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辽代五京中政治地位最突出的上京和中京附近均先后形成了像回鹘营和回纥城这类明显与安置西来客商有关的聚落或城址。

即便辽金易代，丰州作为丝路重镇的重要交通地位仍未受影响。我注意到，《金史》明确记载了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原居西辽京城骨斯斡鲁朵的回纥移习览（Islam）三人前来金朝西南招讨司贸易的史实，可见虽然出于历史原因，金朝与契丹后裔建立的西辽王朝之间的政治联系并不密切，但西域客商依然将丰州视为重要的贸易都市并继续前来此地从事商贸活动。改朝换代对丰州并无影响。到了蒙元时期，漠北的地位超过前朝，东西方联系更加频繁，丰州独享的南北道和东西道的地位还有所加强。

基于《突厥语大辞典》和相关阿拉伯语记载，我尝试着大致复原了一条从西域喀喇汗王朝出发，先后途经沙州、丰州前往辽朝京城的东西交通干线。而在这条东西交通干线上，丰州处于重要地位，而且这个地位在辽金元时期得到了长期延续，使得丰州这座城市成为继中唐至宋初的灵州之后，北方丝绸之路沿途枢纽地位延续时间最长的内陆城市。这些知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唐代以后北方丝路的路线变迁及当时丝路交往历史面貌的了解。

内亚研究有哪些大家

澎湃新闻：您对外国学者关于内亚的研究极为熟悉。您曾经撰写长文，对傅礼初、丹尼斯·塞诺等内亚史研究大家的学术与生平作出极为全面的评价与总结，并且在自己所撰写的论文当中引用过诸多西方学者内亚研究的成果。借此机会，想请您具体谈谈，阅读哪些国外学者的相关著作让人最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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