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史书：朱棣是朱元璋当义子抚养长大的元顺帝之子

需要补充的是，早在塞诺之前，拉铁摩尔已经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一书，随后在欧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大概是第一部将“内亚”作为关键词嵌进书名并大获成功的西文学术经典。当然，拉铁摩尔关注的“内亚”只限于处在当时中国国境以内西-北边疆的几大地理板块，远远没有像后来塞诺定义的那样宽广。不过正因如此，它才适宜被定性为一部中国史著作，而非像后来陆续出现的许多以“内亚”命名的专著那样，实际上已经部分或者全部属于世界史的范畴了。不过，在拉铁摩尔所处理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这四大板块中，只有蒙古草原才被他视作最典型的边疆历史，而其余三大板块所对应的各自社会均被当作蒙古草原历史的各种变形。

基于拉铁摩尔此书的影响，并结合国内史学界的通例，我们不妨把狭义的“内亚史”聚焦到对以上四大板块及其邻近地区的研究之上。从范围上看，它仍然与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有着较多的交集，尤其是与国内专门史下的民族史研究有着更多的重叠。至于那些以南俄草原、高加索地区以及西伯利亚的历史为考察对象的内亚史研究，在当前的学科划分中，则仍应被置于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内。当然，在目前国内历史学大学科中设有三个平行一级学科的基本背景下，也可以尝试将内亚史打造成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一座桥梁。就这一点而言，提倡内亚史的研究，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因为专业设置所造成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隔阂、缺少交流的封闭局面。

澎湃新闻：目前国内史学界对该术语的接受程度如何？

钟焓：作为学术概念的“内亚”一词被国内史学界所接受，在时间上则要明显晚于日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至1942年间），日本为了侵略中国所设立的“蒙古善邻协会”就创办过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内陆亚洲》杂志。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东洋史学界又在东京成立了欧亚学会，并于1955年编辑出版了一部以纪念斯文·赫定为主题的《内陆亚洲之研究》，所收论文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个方面。此后，以内陆亚洲为名称的日文学术出版物渐趋增多，而将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史研究纳入“内亚史”的框架，以取代战前带有浓厚政治性的“满蒙史”一名，也逐渐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共识。在此前后，与内亚有着密切关系，并在指代地域上常常与之重合的“中央欧亚”、“北部欧亚”等概念也在日本学界逐渐流行起来。

相比之下，国内学术界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引入了民族史的研究理念，因此地域色彩突出的内亚史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相应重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有赖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运作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国际学术项目的启动，与之关联的“内亚”概念才逐渐受到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当时以南京大学历史系韩儒林先生及其弟子对它的接受最为明显。而韩先生于1983年去世以后，国内外的学界同仁有了编辑一部文集以志纪念的动议，这部文集也就是最终在1996年问世的《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它应该是国内第一部以内亚作为书名的史学著作。同时以内亚史作为主要研究分野的学术路线在韩先生培养的弟子那里也得到了清晰的延续。以后随着中外学界的交流日趋频繁和获取外文资讯的途径日渐通畅，这种以内亚为重心的地域史研究范式在最近十多年得到更多学人的积极认同，突出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研究室所承办和编辑的多种学术出版物。可以说，在当今国内学界，该室和南大历史系是内亚史研究的两大重镇。

澎湃新闻：说到“内亚”，不免牵涉到与之相关的一些概念，如“内亚性”、“内亚视角”、内亚因素等，这些概念也被诸多学者在不同论文中加以应用。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些学术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上的学术研究？

钟焓：坦率地说，我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可能会显得力不从心，失于片面。这主要是因为我对内亚的知识了解基本都是来自课堂和图书馆，缺乏在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和学术考察的学术经历；而要很好地梳理回答上述问题，相关的实地考察工作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以我十分肤浅的体会，由内亚这个术语衍生出的诸如内亚性之类的概念渐渐出现在学术研究中，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学界共识：内亚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并非像我们以前熟知的民族史那样，完全附属于中国史之下；另一方面，内亚史和中国史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大幅度的重合部分，将两者割裂对立起来也是不足取的。从“内亚性”在年轻学人当中引起的共鸣来看，未来有希望成为国内史学界的一种主流认知。这也意味着深入探究中国史的内亚性或许会成为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和理念，对比之下，此前我们强调较多的民族史主要关注的还是族别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领域，往往缺乏从更为宏观深入的层面把握思考中国历史的变迁与走向。

当然，对内亚性、内亚因素、内亚视角这类衍生概念，学者彼此之间的界定可能时有出入，不尽一致；对此自然也不宜强求。着眼于内亚民族对中国历史的深度作用与长期影响，我们不妨把这种影响化约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基本制度下的内亚政治因素在中国的移植与变形；二是政治观念方面的浸染体现；三是大众层面的特定外来习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流变。

澎湃新闻：您能具体说明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吗？

钟焓：罗新教授有一篇《黑毡上的北魏皇帝》，重点探讨了属于“代都旧制”下的北朝皇帝和后来蒙元君主的即位仪式，似乎适宜被归入第一层次，彰显了内亚独有的政治传统在传统华夏帝制文明的大背景下的延续轨迹。而最近川本芳昭在其新书中将北朝的鲜卑人内朝亲信侍从集团、辽金统治集团的著帐官制度、元朝的那可儿-怯薛政治群体等进行类比研究以后，所揭示的结论大体上也属于这一层次。同属于此的，还有杉山清彦在《大清帝国的形成与八旗制》第五章《作为中央欧亚国家的大清帝国》中，对八旗制、分封制与侧近侍卫制与蒙元帝国做的比较研究；志茂硕敏在《蒙古帝国史研究正篇》第三部《中央欧亚游牧国家史研究上的终极课题》中的相关展望等。由此可见，内亚政治传统以制度化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延续是日本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这方面他们也取得了若干有启发性的成果。显然，这是因为日本很早就引入了内亚史的研究范式，这一学术流派在东洋史学科下业已发展得相对成熟。当然，毋庸讳言的是，日本学者在将内亚史与中国史相结合时，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具体结论，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对此，我们需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