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古代中国如何统治山城？

游逸飞：里耶秦简里的先秦湘西“边城”

接下来的两场山城研究报告都偏向上古史的阶段。游逸飞关于湖南龙山里耶古城的研究十分重要，是因传世文献不足、出土文献稀少，能以当地出土的简牍来研究秦汉城镇的案例显得尤其珍贵。湖南龙山里耶古城位于湖南西部，是沈从文笔下一座典型的湘西边城，至今从长沙出发，还要坐上十几个小时的大巴才能到达。它在秦汉是洞庭郡迁陵县治所所在地，兼负着湘西四大商镇和秦代金、铁、锡开采矿城的功能。从里耶秦简的断简残编里，游逸飞解读出秦代迁陵县有县官三人、人口一百九十余户、规模只有一座学校大小等资讯。以许宏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中对上古城市的分类来看，里耶古城虽只有一座军事堡垒的大小配置，却承载了地区贸易集散的功能。由于交通高度依赖水路，政令的到达十分缓慢，地方官在行政处置上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在户口收编的记载中，民族融合的现象十分普遍，苗人、濮人被收并的现象很普遍。

城东北郊的墓地分布问题是以往报告人的研究焦点。如图，中央红点为里耶古城，其东北绿点为麦荼战国墓地，西南与清水坪西汗墓地隔水相望，考古发掘者认为麦荼战国墓地里有楚人、苗蛮与濮人，清水坪西汉墓地内有秦人。游逸飞则认为，麦荼墓地的时代可以延期至汉代，它一直被使用，只是埋在其中的族群随时代有所轮替，它背后牵涉到政权转换和人群转移的大问题，非常值得继续探究。另外，简牍中所记载的有关秦朝对外地人、本地人的不同政策，显示出秦在统治六国故地顺应当地习惯法、尊重传统行政权力的倾向，它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春秋以来到西汉结束的长时段内，里耶地区政权相对平稳、叛乱稀少的历史现象。

（里耶地区墓地分布 游逸飞制）

黄川田修：山东归城的上古巨型遗址令人惊叹

（黄田川修在现场 沈雪晨摄）

最后一位学者黄川田修报告了他前两年的研究《山东龙口归城先秦城址——试读早期中国社会结构》一文。他是当今以考古学、人类学的观念来处理中国上古史问题的典型人士。这篇文章的缘起是他2002年首次去山东龙口市考察，目睹了西周至春秋遗留下来的归城遗址。作为一个日本人，他被保存完好的高高夯土城墙震撼了，在西周时期，此地相较中原已是遥远的边区，那为何出现这样的大遗址呢？

根据此地出土的青铜所具有的精致器型和良好材质做出的考古学分析，黄川田修认为归城是上古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夏家店文化交换青铜的重要流通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时期，辽河流域产生的铜、锡、锌向各地出口，经大连入渤海，在烟台登陆，过归城入临淄再辗转流入今天的河南地区。由于归城附近缺乏其他规模相当的遗址群，也没有出土任何规格高雅的青铜器，因此他断定归城的统治集团，很可能是从中原的华夏系统国家迁移过来的，外来的统治阶层通过庞大的军镇建设和礼器配置对这一“非中国地区”进行控制，以此垄断这里的交通和矿产。作为周王朝意志的体现，归城的案例证明上古时期的华夏系统国家的扩张边界，黄川田修希望以此回应日本学界提出的“中国早期王朝”概念中有关多元华夏文明起源的问题，以及杜正胜提出的“城邦国家”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

（日本东洋学、考古学专家今日设想的上古中国社会发展模式 黄川田修制）

笔者认为，以上两位学者以较少的材料做了分析上古边城形制、与中央关系的尝试，虽仍就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还原上感到困难重重，却不忘回应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论述中最核心的大问题，十分值得肯定。黄川田修还指出，学者通过自己积累器物的类型学知识制作考古编年的方法，可以用以同文献的记载互为对照，以此在老问题上得出新的发现。相较起来，明清史研究的学者就显得被繁浩的基层史料束缚了，这样不仅容易将历史学研究的眼光局限于某一狭窄时间段和地域中，陷于单一孤立的历史案例，而忘记了对普遍性的、大范围内的问题做出回应的必要，且容易忽略文献以外的器物类型、风土民情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这样一来，即便走出了书斋，目之所及仍不过是书，而无法进入历史学研究所真正需要的田野中去。

会议心得：在田野中寻找历史？

在此次会议的总结部分，四人各自谈了对此次研讨会的感想。他们都感到彼此研究的问题有所重叠，均以帝国的边陲——山城为切入点，以此研究它与帝国中心的互动。他们都受到了历史人类学方法的影响，所不同的只是关注的时代有所不同。以往的研讨会常以断代来划分会场，研究不同历史时段的学者无法交换意见，因此能给予互相的启发都相对有限。另外，还有学者提出，在研究云南、福建明代以后的情况时，欧洲人的旅行笔记亦是可以参考的史料。

然而，此次会议在研究的方法和主题上虽称得上时髦，却显示出当前历史学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两位明清史研究的学者为例，首先，接触大量的方志、族谱等基层社会史料固然可以辅助还原过去重视不足的社会史变迁，却容易忽略推动古代历史发展最重要的先导性因素——思想观念。尽管宋以后，平民阶层不断崛起，文化大众化倾向日趋显著，但古代社会的精英性格仍是基本不变的。方志、族谱的编纂修订者因缺乏与帝国精英的互动，在地方或家族史的书写中能够呈现的帝国经营理念有限，仅从这些文献里，是不足以体会清朝何以要将帝国统治的触角延伸至前朝从未涉及的地区的。历史学家将视角仅限于此，便无法解读出帝国在维持自身正统性、扩张疆域范围、伸张天下型国家治统与道统的复杂考量，也会与深受宋明理学熏陶的明清学者型官僚拉开距离，从而无法将区域的历史进程同帝国的演变发展做全面互动的考量。

其次是由此而来的，在地方史研究中缺乏对历史学理论架构的回应，因之无法建立更具涵盖性的解释框架的问题。比如像东川、南屏这样新兴城市的开拓，对于施坚雅（WilliamSkinner）以四川盆地为模型提出的传统中华帝国六角形城市结构，具有丰富的补充意义。它们或深居内陆，或远在边疆，或以传统儒教手段整合，或凭简单的军政控制，并不能与周边的都市群形成有效的往来。它们在帝国中处于何种位置？发挥了怎样的功效？在接下来的现代国家转型面临怎样的处境？这些都是可以注意却没有被充分讨论的地方。缺少了这些解释框架，研究难免陷入琐碎信息的采集，或是对一个人们闻所未闻的山城进行旅游简介的境地中去。

最后是关于田野研究的方面。当历史人类学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历史学家下田野就不再是针对文献材料不足时所作出的适当补充，而成为整个历史学研究的先导性方法了。不得不说，在学习他者语言、深入掌握当地人生活形态、建立一个异域社会完整模型的能力上，历史学家远不如正统人类学者；在展现对人情世故的细腻观察、表达对乡土生活的深厚情怀上，历史学家又绝不像是文学作家一样敏锐深刻、洞悉人性。深入田野固然有很大的好处，但当它变成你用来说服对某一地区闻所未闻的人的唯一理由，就显得苍白无力起来。无论如何，对历史学来说，田野仍应是一种补充和辅助，否则就会丧失学科的最大优势——对史料的掌握和分析、对过去人群思想观念的体认和理解。

（凤凰历史特约通讯员沈雪晨独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