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四川军阀刘文辉“手里一串念珠能顶几师军队”

“从今天来看，马麒、马步芳父子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护国家领土完整方面曾经发挥了一些正面作用，”马戎说。

1914年，英国胁迫袁世凯派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提出分裂中国的“内外藏”划界，马麒提前得知英国的阴谋，作为青海军政首领通电全国公开了这一消息，并表示坚决反对。当时全国上下舆论沸腾，在阻止袁世凯政府在协议上签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另外，1940年代苏联和外蒙古军队进攻新疆，马步芳派青海骑五军进疆，有力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

经营西康地区的是汉族出身的地方军阀刘文辉（1895年-1976年）。

信仰藏传佛教是刘文辉与当地藏族土司和上层活佛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他面对的是康区藏人土司和寺庙深厚的传统封建和宗教势力，背后还有拉萨的噶厦和藏军。

1930年刘文辉率部抵抗藏军的进攻，稳定了康藏边界，他以规模有限的军队为后盾，多次平息局部叛乱活动，成功地建立起西康省的行政架构，推动地方各项事业的建设。他在西康的经营相当成功。1949年他率部起义，成为新中国的林业部长。

曾主政新疆地区的有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任军阀，其中杨增新（1859年-1928年）的作为颇为人所称道。

辛亥革命后不久，外蒙古部落进攻由清廷直接管辖的科布多地区，杨增新呈报中央政府，将科布多和阿勒泰实行分治并派兵坚守阿勒泰，从而保住了阿勒泰地区。

在内地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在杨增新主政的17年间新疆社会稳定，杨自称是“世外桃源”。拉提摩尔曾说：“新疆与内地的距离以及在他们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独立及半独立军阀的存在，使新疆的少数汉族自外于中国的政治和内战”。

对于主政新疆地区的三任军阀，马戎总结道：“他们要处理与苏联和外蒙古的关系，协调新疆各族，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之间的关系，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运作技巧。”他认为，在中华民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认识边疆地方军阀或者少数民族领袖人物时，应把他们是否维护国家统一、是否参与分裂活动作为最基本的评价标准；而意识形态理念、政党背景、阶级出身以及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只能是放在第二位的。

民国时期治理模式的启示

对照现状，民国时期青海、西康、新疆的治理模式能提供哪些启示？马戎做了五点总结。

一、本地出生成长的官员在熟悉当地社会民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马麒、马步芳父子出生于与青海接壤的甘肃临夏地区，对青海的回、藏、蒙、汉各族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都有系统和深刻的了解。马麒之父马海晏是清末甘军将领，在当地有深厚的人脉关系，这使他们在处理族群关系、部落关系、宗教关系时得心应手。

刘文辉出生在成都西面的大邑县，康藏地区的人员、经济交往密切，所以刘文辉对西康省的历史民情并不陌生。

杨增新是云南汉族人。尽管不是新疆当地人，但他30岁时中进士后到甘肃任职，48岁赴新疆任职，在阿克苏、迪化、巴里坤等地任道台，53岁成为新疆督军，在甘肃和新疆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

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拉提摩尔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中国官员”，“他善于平衡当地各个民族间的力量，使新疆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后来他与苏联签订了通商协定，有效地抗衡了英帝国势力在新疆的拓展。”

马戎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出生在当地或在边疆地区有长期从政的经历，是一个边疆主政官员成功治理的重要条件。“清朝对于边疆大吏通常不轻易调动。一个对当地历史、语言、宗教、民情、习俗、地方首领都不熟悉的官员，尽管本人从政资历深厚并获中央政府信任，并不一定能够成功治理边疆地区。”

马戎以自己的见闻举例：“1997年我在南疆调查时曾与3位汉族县委书记交谈过，他们出生在南疆，‘文革’时期在大队知青点下乡，维语流利，有许多本地各族同学和朋友，对当地历史和现实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他表示，建国60多年来，在西藏、新疆已经成长起来一大批年轻干部，包括汉族干部，这批人才值得重视。

二、边疆主政官员任期不宜太短。

马麒、马步芳父子主政青海38年，刘文辉主政西康23年，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马戎认为，长期主政的优点之一是熟悉地方事务，且有长期发展规划（如西康建省后刘文辉提出“十大建设”方案以及“三进主义”和“三化政策”的建设方略），熟悉地方各界精英人士，可有计划地选拔和培养本地干部。